作为出海全球化的“新三样”代表，中国新能源企业正在遭受“碳壁垒”的挑战。

欧盟的CBAM、新电池法规、ESPR和CSDDD等法规对企业的碳管理、监控和报告等方面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美国提出了《清洁竞争法案》，对高碳排放的进口产品和本国产品征收碳税。

根据商务部国别贸易投资环境信息网显示，以产品碳足迹为核心的“碳壁垒”正逐步成为国际贸易中的新型技术性贸易壁垒。

随着碳关税壁垒从争论中走向落地，以新能源为代表的出海企业该如何应对日益严峻的低碳要求？

为此，在北京市大兴区举办的2024T-EDGE创新大会「全球化领袖训练营」系列之可持续发展篇“突破欧美市场‘碳’贸易壁垒”闭门会暨SAP全球运营能力管理课程上，钛媒体出海参考邀请了能链碳中和事业部总经理翟宇博，德勤中国可持续发展咨询领导合伙人、可持续发展研究院院长谢安，SAP大中华区区价值咨询团队负责人王鹏与钛媒体集团联合创始人、ITValue发起理事、钛媒体研究院院长万宁共同探讨，“高度不确定性的环境中，出海企业如何用可持续发展作为抓手，赢得出海空间？碳能力是否只是大公司的专属优势？”等一些列问题。

（图片来源于钛媒体）

答案是否定的，翟宇博和万宁同时对钛媒体出海参考表示，低价不再是唯一的竞争优势，用可持续发展的思路作为抓手，与国际市场对话，可以弱化地缘政治带来的负面影响。

谢安也表示，出海已经进入深水区，企业要转变思路，从单纯卖产品到与本地利益绑定。在不确定的大环境下，通过获取本土支持与认可可持续发展。同时要主动管理可持续发展战略，打破海外市场的偏见和固有印象。

对于大企业和小企业的可持续发展之路，王鹏开出的药方是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既要考虑到可持续发展的趋势，也从投入产出比的角度衡量企业可持续发展的能力。小企业投入过重，则得不偿失。

以下是圆桌实录，经钛媒体出海参考编辑：

万宁：从ESG角度，国外给中企设立的，不管是门槛也好，或者一些企业认为的陷阱也好，导致出海企业面临着一个艰难的局面。2023年上半年能链做到减碳146.3万吨，同比增长109%，这是国内很多企业难以企及的。我们先请能链碳中和事业部总经理翟宇博介绍一下自己。

翟宇博：非常开心参加这次活动，能链一直关注能源数字化，2022年能链智电在纳斯达克上市，主要专注绿色交通，在国内外建设新能源充电基础设施。我们在产业的上中下游三个层面进行ESG管理。

上游端，我们积极采购绿电，也在一些场站积极探索100%绿电使用。可持续对企业来说，一方面是社会责任感的体现，一方面是如何把减排成本转换为价值。

比如，在丰水季，一些省份绿电价格低，通过采购绿电，一方面为充电运营方提供绿色价值，获得相应的减碳量，另一方面降低了运营方的电力采购成本。我们认为，可持续发展要与业务深度结合，如果只停留在宣传层面，一定是不可持续的，因为成本投入的附加价值无从体现。

中游端，我们积极开展“光储充”场站的建设，即屋顶光伏加上充电和储能场景，一方面，减碳价值更大，另一方面，场站运营方也更有意愿共同探索。

下游端，我们在国内首创了充电碳账户和碳积分功能，量化新能源车充电相较于使用燃油车降低的碳排放，把碳减排与绿色消费的普惠场景结合，并在区域碳市场开展交易，这部分碳普惠资产就转化为了用户的收益。

从上中下游中挖掘绿色价值与业务的联动，让ESG变得更加可持续。

万宁：能链在充电产业链的上中下游形成了闭环，证明ESG整个过程是可以系统化甚至生态化的。但从合规的角度讲，各国对于减碳有着非常复杂的标准和计算方式，国内企业应该怎样应对这种复杂的环境？

谢安：企业经营面临着不同的外部要求。在ESG角度，首先，企业要搞清楚，谁是主要利益相关方。比如对上市公司来说，重要的利益相关方是投资者和监管机构。非上市公司重要的利益相关方是下游客户。这些利益相关方所关心的合规问题、数据问题、认证问题，是企业最先要关心的问题。

其次，就是双重重要性。刚刚解决的是企业的故事讲给谁听。现在要解决的是故事里面讲什么，可能是碳排放，可能是环境污染，也可能是保护弱势群体等不同方面。

最后，具体怎么讲好故事。企业的管理体系、生产能力、流程组织等都要内置ESG，这样一块块ESG拼图就会存在于企业的各个环节中。无论是给欧盟需要，还是给客户需要，只要把需要的ESG拼图组合起来就行。而不是东一拳、西一拳，这样企业没有精力做好真正的核心业务。做ESG并不是资源投入越多就越好，而是资源、战略和环境要用到位。

万宁：既要考虑到符合可持续发展原则的所有要求，也要照顾到企业发展的重要性。SAP开发了ESG标准工具包，客户可以根据需求拣选，但实际操作中发现客户很难选或者不会选。一是，企业很难梳理或者清晰ESG发展问题，二是，企业的问题与现有工具不匹配。站在ESG咨询的角度上，企业通常在哪个环节开始出现问题？经常遇到哪些挑战？

谢安：企业可能有各自不同的症状，有人头疼，有人失眠。我们找到病因、制定治疗方案，根据企业的资源和目标决定是先使用药物缓解症状，还是做手术一劳永逸等等。

找病因的过程，有行业标准对标，也有友商对标，这取决于企业想要走多远。要成为行业领导者，必须让ESG成为核心竞争力。有的企业要求较低，不同的解决方案和对应的成本不一样，带来的收益也不一样。

万宁：目前国内拥有ESG报告的上市公司已经超过50%，还有一些头部企业利用ESG构建差异性竞争力。想问一下能链，企业怎样通过可持续发展形成未来战略的支点？

翟宇博：首先，企业要了解自己。比如一些头部企业做ESG是为了引领行业，还有一些企业做ESG是为了对齐行业标准。能链在第一次做标普全球ESG评分时，就进入了全球前5%，被动的披露永远没有主动管理议题来得更有效。如果你生病了去找医生，首先你得知道自己是要看内科还是外科。

其次，监管压力能正向促进企业的信息披露。目前大部分企业都感受了监管需求，但现实情况是，监管大棒打在企业身上还不是很疼。在纳斯达克上市的很多欧美企业，一些议题的披露甚至没有中国企业完善。如果你是某个大型企业供应链中的一环，大企业提出ESG要求，你会积极响应，同时，如果某个监管辖区对企业有更高的ESG要求，企业也会更为主动地配合。

最后，ESG不仅是企业开拓市场的抓手，也是地缘政治下的国际化发展战略。企业出海，除了业务之外，还希望进行多途径融资或者并购标的。这时，ESG是一个很好和海外资方沟通的抓手。当地缘政治愈发强烈，ESG作为国际议题，可以弱化相关的国际竞争。

万宁：总结一下，第一，做ESG不能讳疾忌医，主动管理和被动披露结果不同。第二，无论大公司还是小公司都能够在ESG上做出相应动作。第三，我们处在一个高度不确定的时代，ESG在某种程度上可以成为企业出海的有利工具、手段和途径。不光是成长型企业，头部企业是不是也需要这么做？

王鹏：得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主要看竞争对手是什么状态，再定企业的战略。同一个行业里，企业可持续发展的普遍水平是及格线。头部企业需要走的更靠前一些。ESG要投入成本，成本能在市场上挣回来吗？这需要企业平衡。很多行业寡头之间达成了ESG平衡，其他企业往往只需要满足几个标准就行了，再往深处走，这部分企业就没办法获得利润。

万宁：两个月前，我和‌隆基绿能的CEO李振国进行了交流。李总告诉我，‌隆基绿能进入市场前，每公斤单晶硅的原料价格大概670块钱，他们做到了37块钱，过去制作光伏板，一个单晶硅切片价格是70多块钱，今天只需要3毛4分钱，换到瑞典需要14欧元。但是在高度意识形态下，部分国家不允许他们进入市场。我想问，在高度不确定的国际环境下，我们如何利用可持续发展的战略技巧、路径方法赢得出海空间？

谢安：首先，可持续不是一个万灵药，不能指望它解决所有问题。其次，ESG是非常好的工具，能够识别风险和机遇。相比政策走向，很多区域、国家和行业的ESG趋势是可预测的。比如，欧盟在气候问题以及发达国家在劳工问题上不可能开倒车。通过ESG分析，实际上一些政策和趋势是相对可以预判的

最后，通过主动管理打破固有印象。海外对中国便宜的产品有固有印象，第一压榨工人；第二压榨供应商的利润；第三损害环境，隐性成本没有包含在内。这些固有印象又被我们某些数字“印证”。我们可以通过主动管理来让对方接受。

出海进入深水区，原来只卖产品，现在要把企业的利益跟对方的利益更好地绑在一起。用我的生产能力，带动他的供应链，解决当地就业问题等。卖产品很简单，但当你和本地社区绑定更紧密的时候，会得到更多本地人的支持。

万宁：今天聚焦讨论ESG的时候，成长型的出海企业是如何思考刚刚提到的平衡、可预测的确定性等问题的？

翟宇博：这两年，能链在探索国际业务的过程中，遇到过一些问题，也积累了一些经验。

第一，受不确定的大环境影响，中国企业遇到的非业务性挑战越来越多。例如在一些国家，当地企业非常有意愿和中国企业合作，但受制于一些政策原因，导致合作困难。如果企业也想积极推动政策层面改变，就需要有良好的对话机制，这样企业才能找到更好的合作空间。

第二，中国企业家应更多使用国际化语言体系进行海外对话。很多企业在海外沟通中只重视产品，但对海外市场来说，这不单是产品逻辑，还是产业合作逻辑。在不确定的大环境下，服务更好、价格更有优势、产品供应链更完善，只是合作基础，怎么在国际合作话语体系里用更好的方式讲好企业故事，是更重要的事。

如果一家企业表示用最低价就能把市场做好，那它很难做好。为什么？因为无法建立合作网络。我们为什么把可持续作为海外战略中很重要的一点，因为这个过程中可以纳入更多本地化的合作方。比如，在中东地区开展业务，不仅需要经销商、业务伙伴，还需要社区合作。当用非常柔性的方式表达你对社区发展的关注，业务就很自然开展起来。

第三，很多企业在海外开展业务，还没有关注气候风险的识别和评估，但它非常重要。举个例子。今年迪拜发生洪水，谁都没想到沙漠国家会发洪水，洪水之后，很多地下车库、停车场的充电桩都不能用了，但这部分成本谁来承担？所以，今年我们参与COP29的相关交流讨论时，提出的最主要意见就是希望增加气候风险识别与评估的国际分享平台。

企业出海，可能去中东花费三个月时间了解当地情况，去非洲某国又花费三个月时间，这特别浪费企业的资源。怎么样在社会化层面上，有更多信息分享给企业开展业务，这是我们非常关注的。

万宁：一个成长型企业不光考虑自己，它希望能够在COP29这样的国际机制中为更多企业摊低可持续成本，值得肯定。今年钛媒体的活动恰好就是希望在不确定的时代追求确定性的过程里，我们能够与世界对话。今天不光是物美价廉就能够赢得市场，有没有承担相关责任，同时能为对方生态带来什么，这是ESG赋予我们的思考。

我相信每个出海企业都能从这些观点和方案中汲取能量，最终出海之路走的更顺畅。今天的课程到此为止，谢谢各位老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