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毒眸

“你们最喜欢哪个城市？”“我喜欢Bir……呃……Southampton。”“我也挺喜欢曼……Manchester。”《心动的信号7》里这段中英混杂的闲聊最近成了网络上的热梗。

节目中嘉宾的精英腔调，引起网友的吐槽。被问到想听什么歌，说着“the weekend”；送的礼物，有1000多块的汽车模型，也有2000多块的公仔。面对节目中嘉宾们呈现出的高消费和高姿态，网友纷纷调侃，市场需要一些“二本恋综”。

“精英人设”早已成为了绝大部分恋综的常态。这些节目嘉宾大部分有留学经历和颇高的职业地位，平时出入高档餐厅，或者进行着露营、滑雪等中产娱乐项目。

然而，这些身份和经历构筑的人物滤镜，在当下翻涌的社会情绪下，正在慢慢瓦解破碎。一方面，千篇一律的人物设定让观众开始审美疲劳；另一方面，环境变动下，观众对中产美好生活的向往越来越淡，反而产生反感、抗拒的心态。

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喜人奇妙夜》《脱口秀与TA的朋友们》等喜剧节目不约而同选择切入小人物视角进行表演，“莎全莎美”创作跟老板度假、跟老板互换灵魂等多个打工人与老板之间权利关系的sketch作品、“打工人”赵晓卉面对Kid表演时的PPT“破防”输出，这些都赢得了不少观众的喜欢。

观众对“打工人”身份越是认同，对“精英”形象就越是疏离。此次网友用“二本恋综”对节目进行调侃解构，反映出当下的内容市场，一个明显的创作裂缝已然显现：创作者对普通人的呈现与现实观众对普通人的理解，存在着巨大的错位。

当定义概念之间的缝隙越来越大，就会有越来越多的舆论危机涌现。这意味着素人综艺的制作层面亟需进行意识革新和策划翻新，回归“素人”本质变得越来越重要。

恋综的“安全牌”

翻看市场上所有恋综节目不难发现，嘉宾共性非常明显：高颜值是首要的，其次学历和职业都颇为精英化。

《心动的信号7》中翁青雅硕士毕业于伦敦艺术大学，赵牧辰硕士毕业于澳洲国立大学；《我们恋爱吧6》中陈康毕业于悉尼大学，夏瑞毕业于美国福特汉姆大学。大部分人的职业基本上也是“天之骄子”级别，产品经理、投资分析师、财经主持人、教育机构合伙人……

高颜值、高学历、高职位——“三高”标准搭建起恋综嘉宾的精英身份，在节目主创的普遍理解中，这种身份标签可以便于观众快速建立对嘉宾的好感认知。某种程度上来说，恋综就是偶像剧的预制代餐，因为偶像剧中标配的霸道总裁、俊男靓女这种基本人设标签，都能在恋综中找到平替。

偶像剧的本质是脱离现实层面的情感关系单一化想象，让一切现实层面的戏剧冲突服务于主人公的关系进阶，但对于恋综而言，其环境反而比偶像剧更加“无菌”。

处于中产同温层的嘉宾们，因为身份没有太大差距，他们在发展情感关系时仅需考虑情感本身，而无需加入对方“太穷”、“太富”之类的现实考量。

缺失了现实层面的隐形干扰，节目中的情感关系更多流露出仅关乎于情感的一面。那些恋综史上的经典桥段，既让观众嗑生嗑死，也让观众对嘉宾本人建立起更强烈的情感认同。比如《心动的信号6》里杨汝晴直球向心仪对象侯卓成表达心意，温柔且坚定的性格让观众称其为“恋综强者杨姐”。

节目搭建了一个安全的“情感无菌室”，但是这种滤镜保护是建立在彼此对社会身份判断的基础之上，够不上真正的“无菌”。

这也是“恋综老手”韩国在做节目时会尤其注意的一点。在节目前期，制作团队普遍要求嘉宾不能透露自己年纪、职业等社会信息，嘉宾们建立起初步情感关系后，再让他们面对真实层面的情感挑战。《恋爱兄妹》中就曾有戏剧性的一幕，本来没有女嘉宾选择的朴宰亨在公布了自己的真实职业会计师后，立马收到了女嘉宾的转向选择。

再加上，“无菌室”里培养起来的感情，固然纯粹浪漫，但是没有现实养料的滋养，缺失了复杂的肌理，它所呈现的丰富性就会随之降低，观众难免容易产生审美疲劳。

“二本恋综”可以存在吗

在早期的综艺节目中，“二本恋综”并不少见。尽管彼时大家不以“恋综”的名号称呼它们，而是用一个更古早的叫法——“相亲类节目”。

《我们约会吧》《非常完美》《非诚勿扰》等节目网罗了一众社会单身男女，在节目上进行简单的介绍，然后决定心意。节目中，男女嘉宾的身份涉及各行各业，有公关经理，也有店员销售，有小学老师，也有公司高管。甚至，《非诚勿扰》为了辐射更广的受众，开设了“外来务工人员”专场。

节目上，嘉宾们的沟通了解，更多基于自身经历和自身条件，收入、家境、情感经历等情况都会在节目上直白袒露出来。现实因素的衡量某种程度上反映了当时男女情感需求的变化，以及社会身份和情感角色的变化，女强人、花美男等人物标签开始出现。

然而，当情感关系混杂着越多的现实因素，戏剧性的场面开始增多。《非诚勿扰》的“宁愿坐在宝马车里哭，也不愿在自行车上笑”的言论就曾引起社会哗然。台播时代，为了节目的收视率，越来越多的情感节目预设剧本进行话题炒作，后来有观众发现，一些明星在成名之前就是这类节目的“演员”。

乱象背后呈现出来的问题，可以看出情感类节目对于现实层面的把控缺失一定的思考能力。2010年，《人民日报》刊登《相亲节目，谁在玩“火”》等多篇文章，对这一时期节目的出位表演等情况进行了批评。国家广电总局也连发两则通知，要求规范和管理相亲节目。

网播时代来临，让综艺制作模式进行革新变化，这个细分的赛道也慢慢脱离出棚综，走向户外。在这一制作形式的变动下，嘉宾的选择也发生了一定的变化。一位恋综的导演曾在小红书上分享选角经验时谈到，理想嘉宾需要满足三个条件，高颜值、有亮点、有时间，配合度高。其中有时间配合拍摄是最重要的，因为很多报名嘉宾最常问的就是“导演这个要拍多久，我的年假最多还能请5天。”

当下的恋综真人秀不仅需要嘉宾空置出大量的时间进行节目拍摄，还需要大量的金钱成本来维持这段时间的生活需求，仅仅这一点就让很多真正的工薪阶层望而却步。

可以见得，“二本恋综”的可行性存在一定的操作难度，一方面是制作层面对现实力度的把控，另一方面是真人秀环境下纯粹素人的标准很难满足节目的制作要求。

其实，观众对于“二本恋综”的呼唤，并非是希望回到“非诚勿扰时代”，而是对长期过度美化的精英生活感到不满与怀疑。

近期偶像剧的萎靡不振，也在另一个侧面反映着当下观众的社会情绪。观众对于“甜宠”这一类型的情感想象已经枯竭，更多倾向现实主义层面的探寻与叩问，希望看到与自身真实生活相关的内容产品。

由此可见，观众对于“二本”身份的捍卫，实际上更多是希望寻求普通生活的群体性认同，希望看到有人性侧面和鲜活人物的情感关系，以及真实的素人。

素人综艺的下一步

相较于剧集和电影，综艺因为其记录性、真实感、话题度，往往会跟观众建立更深的现实链接。正因如此，综艺节目的切入点往往也是社会情绪的集中体现。

恋综不够“亲民”的问题不止于恋综这一个赛道，实际上这是所有素人综艺都需要重新思考的重要命题。

对于素人综艺来说，素人脱离了明星艺人的身份限制，其职业、生活习惯等个人特点贴近普通观众，让观众更有代入感。《令人心动的offer》在律师、医生、建筑师等多个职业范畴内，看普通职场人的成长过程；《爸爸当家》让全职爸爸带娃，提供另一个角度的亲子关系。

素人综艺的节目核心建立在“素人”的身份标签上，当素人身份失效，整个节目的地基也会被撼动，这也是当下越来越多的素人综艺被诟病的地方——素人已经不那么“素”了。

越来越多的素人综艺逐渐演变成晋升网红的特殊场域。不少素人在参加节目之前就有一定的网络认知度，《半熟恋人》里的罗拉在参加节目前就已经是一位美食网红，且参加了《拜托了冰箱》等节目的录制。也有不少素人在节目之后，成为身价翻倍的网红，《心动的信号2》的“琦雯”CP现在就是头部情侣博主，两人的抖音账号现在都是百万量级。

素人需要靠节目出名，继续扩大知名度，节目又需要有流量的素人带来关注度和话题度，于是，一场将真素人排除在外的合谋形成了。这使得素人综艺在固定的套路里面越走越远，节目与素人互相在安全的节目模式的中进行“表演”，节目长久无法形成新的突破，素人综艺被重新建构成一个伪现实节目概念。

站在节目制作的角度来说，带有一定现实毛边的“全熟素人”的确存在一定的制作风险，他们并不像艺人有舆论风险意识，而且如果没有特别的人物亮点，就无法为节目带来话题热度。

因此，也有节目尝试“明星+素人”混搭，然而，明星和素人之间生活认知偏差无法表达出节目内核，节目的人物重点还是偏向了明星。毕竟，明星无法理解，甚至无法扮演好“素人”的角色，这影响了节目的精彩程度和内核表达，也影响着观众的代入感。

严敏的《新游记》就让王彦霖、黄子韬等六位明星体验工人、房产中介等普通职业，但是磨合的过程中，他们的不适让节目几次挑战失败，岳云鹏上班迟到，黄子韬借节目组的钱付打车费。

其实，越来越多的素人综艺的出现，意味着创作者们已经有意识地想要触碰素人，呈现真实环境，保持与社会的共振。只不过，受限于传统综艺制作思路，以及缺乏对现实生活的理解，素人综艺总是呈现出一种尴尬的样貌。

回归素人综艺的初心，既需要建立对现实人物理解，也需要不忌惮粗糙的、锋利的故事发生。

《种地吧》选择的十个人，在节目播出前几乎与素人无异，整个节目完全建立在“种地”这个概念之上，没有任何滤镜的氛围烘托，所有的泥泞和汗水都是真实的，恰恰是这种真实感打动了观众。《守护解放西》更是没有剧本的编排，只是跟随拍摄民警的出警，就可以记录下人间百态。

素人的现实生活本身就充满着各种未知挑战，这些挑战固然存在风险，但也有创新的可能。想要制作素人综艺，必须要带着挑战的心态来应对，毕竟，安全的另一面就是陈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