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LV在日本被中国顾客排长龙的时候，轻奢品牌又度过了门庭冷落的一个季度。

今年1-3月，Michael Kors销售额从去年同期的9.1亿美元减少到8.2亿美元，同比降幅9.7%，算下来缩水了6.5亿元人民币。这加剧了Michael Kors的颓势，它的销售额曾在2019年达到过43.5亿美元的最高位，此后几年业绩反反复复，再没冲上过40亿美元大关。

曾带来过高速增长的中国市场成了拖后腿的那个。

Michael Kors Q1在亚太区的销售额下跌了16.2%，远高于全球大盘跌幅，而它在北京三里屯、朝阳大悦城等时尚品牌聚集地的门店已在2023年悄然关店。Coach、Kate Spade、潘多拉、菲拉格慕（Ferragamo)和Tod's在中国区的表现也均跑输大盘。

轻奢，Affordable Luxury，原本指面向中产阶级和年轻消费群体、能让他们负担得起的奢侈品。它定位于性价比和精致奢侈之间的中间地带，可以让人们用千元以上、万元以下的价格，拥有带点奢侈“老钱”意味的生活品质。

凭借这个定位，轻奢的确曾被中国消费者作为奢侈品“启蒙”收入囊中。但如今，越来越多消费者选择了与它们渐行渐远。

中国轻奢兴衰史

在中国，轻奢的高增长一度和城市商业化进程同频。2012年前后，诸多商业地产在大大小小的城市铺开，带着洋名字和巨幅海报、装修得Blingbling的轻奢品牌成为这些商场用来填满一楼、提升时尚调性的选择之一。

轻奢品牌们也想趁这个势头抢占中国消费者的心智。在北上广深等一线城市，它们会贴着处于C位的LV、Gucci等品牌开店，从而提升品牌调性。而在重奢品牌尚未触及的城市，它们自己就成了C位。

中国消费者往往先在明星街拍或者真人秀里看到一款轻奢产品，接着在进口电商或者新开的商场里看到它的身影。一个例证是，2013年进入中国的Furla，先是在小红书上被评为“2015年最受欢迎的十大轻奢包包”，之后又出现在了2016年爆火的电视剧《欢乐颂》中。如果碰上电商大促，年轻消费者花不到2000元，就能买到一个明星同款的Furla果冻包。

以轻奢珠宝潘多拉（Pandora）为例。2020年-2023年，它在中国的销售额从19.7亿丹麦克朗，一路跌到5.6亿丹麦克朗。今年第一季度，它在中国市场的销售额进一步下跌32%到1.1亿丹麦克朗，中国所占的营收比重也从2019年的9%缩水到了2%。

但老牌重奢和轻奢的不同在于，前者的目标用户给了它们更多的确定感。有分析师指出，占人口数量5%的顶级高净值人群，贡献了奢侈品行业4成的销售额。这群人正好是重奢品牌最核心的用户，由于资产雄厚，市场萧条对他们购买力的影响仍然有限。

一位白领表示，看到如今黄金蹭蹭上涨，她觉得过去每年都奖励自己一串几千块的潘多拉有点滑稽。尽管她曾经喜欢品牌的那套说法，可以DIY自己的专属手链，和别人的都不一样，但她现在会更经常地偷偷打量同事的金饰，不仅是因为年岁见长更在意一些金饰带来的吉祥寓意，也因为“如果把这几年买潘多拉的钱拿去买金，早就赚到了”。

中产们的选择更偏实用了。有人把对轻奢的预算转投给了更小众的运动品牌，认为它们既能兼顾日常通勤和运动户外的穿着，又是新一波的生活方式和身份标签。始祖鸟、KOLON、昂跑、HOKA等品牌都从中受益，Lululemon甚至有一款腋下包因 “Prada平替”的名头成为爆款。还有一些人彻底选择了性价比，比如几十块钱就能到手的优衣库饺子包，或者参加活动被送的帆布袋。

更重要的问题是，当从每个电商平台和大型商场、花不太多的一份钱就能买到一款轻奢时，它们正变得得离“精致”越来越远，离俗套越来越近。“以前买了包会焚香沐浴更衣大扫除来摆拍晒照片，现在坐地铁撞包都觉得尴尬。”上述消费者称，她早就失去了对买轻奢的兴奋感。

轻奢的自救还管用吗

跌跌不休的轻奢品牌正在想办法自救。

Furla找了当红流量明星做代言人，并和MCM一同在国内电商平台保持着每月都上新的频率，希望总有一款产品再次戳中消费者的心。

潘多拉推出了迪士尼、漫威和《王者荣耀》的联名款，希望凭借热门IP吃到粉丝的红利。618大促期间，它的价格已经低到了3.5折起，这让它相比金饰的保值能力再次打了折扣。

更多品牌选择了进奥莱，用低价稳住消费者。Michael Kors的奥莱店数量从2020财年的271家增加到了2023财年的304家。Coach在中国的256家门店中，则有71家为奥莱店，占比28%。

很难说这些自救能否解决轻奢最根本的问题——当品牌过度泛滥遇上经济下行，消费者会怎么评估轻奢带来的价值。

一位过去几乎每年都会买包的消费者说，她接下来要忍住，既不买轻奢包，也不买奢侈品包。但如果万一忍不住，她仍然会买真正的奢侈品。

“不知道为什么，你买轻奢会觉得价格不贵，但把它和贵包包放一块儿的时候，你还是会优先选背贵的那个包。”她说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