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美国、加拿大、葡萄牙、西班牙、瑞典、意大利等多国相继报告新增猴痘确诊或疑似病例，在奥密克戎席卷全球的背景下，又出现一个传染性强且病症可怕的烈性传染病，有种一波未平，一波又起的惶惶之感，各种病毒纷至沓来，仿佛是末日电影里面才有的场景。

20世纪初，现代医学和技术的高歌猛进曾让人类自信地以为能够轻松战胜流行病。然而，当我们翻开人类文明发展史就会发现，瘟疫与人类似乎一直是相生相伴的，正如《瘟疫与发展的悖论》这本书中所说“过去几百年里的种种历史进展，无论是世界大战、互联网，还是民主思想的传播，都无法像传染病的减少那样，对人类发展历程产生如此广泛的、具有革命性的影响。”

城市生活中的“潜在杀手”

传染病是由病毒、细菌、分枝杆菌、真菌、原生生物和寄生虫等微生物引起的疾病。鉴于传染病在低收入国家大量存在，人们可能会因此认为瘟疫是欠发达社会独有的灾害。然而在大多数历史时期，情况却恰恰相反。

传染病负担的日益增加始于人类社会的一系列行为，包括从事农耕、驯养动物以及发展贸易和更加便捷的交通等，这些特征传统上都与发达社会关系更加密切。

苍蝇、蚊子、啮齿动物、虱子等携带的疾病在史前社会大多数受到地理和气候的限制没有大面积传播，或是以当前低毒性疾病的形式存在。结核病、百日咳和伤寒等许多传染病在原始社会时期暗中潜伏，随着人类开始耕作、驯养动物、迁居城镇，这些疾病逐渐发展为人类的主要杀手。

图片来源于视觉中国

室内居住使人群更紧密地聚集在一起，而由于无法通过阳光直射和空气流通清除细菌、病毒，人类开始患上结核病、麻风病和流行性感冒等疾病，储存食物让人类能够稳定地获得营养，但如果储存不当，也会导致沙门氏菌、肉毒杆菌等细菌和真菌的感染，造成身体不适。人越多，废弃物就越多，不管是人体内的还是其他地方产生的。

早在公元前 2000 年左右，苏美尔早期文字记载中就出现了类似于结核病、斑疹伤寒、腺鼠疫、天花和麻风病的疾病，《旧约》成书于公元前 700 年左右，其中《申命记》一卷记载，上帝向希伯来人许诺，若他们从埃及拥挤的城市回到自己人口稀少的家园，将“使一切的病症离开你，你所知道埃及各样的恶疾……不加在你身上”。

痢疾、伤寒等通过食物和粪便传播的传染病可能是早期城市生活中最为常见的主要杀手，但真正为历史所铭记的，还是瘟疫的流行。

改变人类历史走向的瘟疫

伯罗奔尼撒战争的第二年，一场瘟疫经由埃及和利比亚到达比雷埃夫斯港口，造成雅典军队 1/4 的官兵死亡，无数居民丧生。修昔底德的记载称，这场瘟疫让雅典进入了“前所未有的混乱状态”。

公元 165 年，马库斯· 奥雷里乌斯和他的军团从美索不达米亚带回了一种至今仍未确定的传染病，该病引发的“安东尼瘟疫”造成罗马 1/3 的居民死亡，其中包括奥雷里乌斯的共治皇帝。

在随后的几十年里，疾病不断卷土重来，使得罗马帝国屡遭重创、人口骤减，最终被游牧部落占领，公元 541 年，“查士丁尼瘟疫”暴发，这场如今被认为是腺鼠疫的瘟疫在埃及全境传播，并沿着帝国的海上补给线到达君士坦丁堡，瘟疫席卷地中海世界达 18 次之多，平均每 12 年就暴发一次大流行，使得罗马的人口下降到 2 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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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 7 世纪末，反复肆虐的瘟疫和连年不断的战争两相叠加，令欧洲损失了一半的人口，加速了拜占庭帝国的瓦解，同样的疾病在公元 610 年到达中国的海港，在人口稠密的南方和沿海郡县造成了最为严重的破坏，国力削弱的唐朝失去了对丝绸之路的控制，欧洲与亚洲之间的贸易几乎不复存在了。

在之后那个被称为“黑暗世纪”的时代，欧洲退化成为一个贫穷的农业社会，几乎没有大的城镇，也没有留下什么文字记录，但是在此期间，人们的健康状况实际上得到了改善。温暖、稳定的气候条件促进了农业的蓬勃发展，在长达 6 个世纪的时间里，欧洲与亚洲之间几乎没有往来，两地的疾病库很大程度上是独立存在的。

但随着人口增长和定居点之间贸易的蓬勃发展，传染病裹挟着致命的威胁卷土重来，从 14 世纪 30 年代开始再度肆虐欧洲，中亚地区暴发了一场鼠疫，也就是后来令人闻风丧胆的“黑死病”。

欧洲流行的确切来源尚不确定，但一些历史学家将其归结于 1346 年鞑靼人围攻热那亚贸易重镇卡法（ Caffa，现为克里米亚地区城市费奥多西亚），战争中，攻城方用投石机将携带病菌的尸体投向城内，这一做法可能导致了守城方的感染，毫无疑问，瘟疫一旦暴发，便开始顺着海上和陆上丝绸之路的贸易路线继续蔓延。

阿拉伯世界伟大的历史学家伊本· 赫勒敦在黑死病席卷突尼斯时失去了双亲，几年后，他写道：

“瘟疫给东西方的文明都造成了毁灭性的打击，致使国家疲敝，人口凋零。它吞噬了文明之中许多美好的事物，并将这些事物的印记永远地抹去。”

然而，随着瘟疫的好转和暂停传播，人类文明和城镇化获得进一步发展，传染病又带来了更大、更广泛的威胁。农耕、放牧、定居和贸易生活开启之后，人类在辛苦的耕种劳作中艰难度日，在死亡和传染病的夹缝中勉强生存，人们开始相信《创世纪》中的观点：“土地必为你的缘故受咒诅。你必终身劳苦，才能从土地里得到食物。土地必给你长出荆棘和蒺藜来，你也要吃田间的菜蔬。你必汗流满面才得糊口，直到你归了尘土。”

人类学家、普利策奖得主贾雷德· 戴蒙德（ Jared Diamond）也同意这种悲观的评价，认为农业导致了寿命缩短、暴政和战争，称其为“人类历史上最严重的错误”。

毫无疑问，瘟疫导致欧洲以及亚洲和非洲受影响地区的文明产生了巨大变化，但不可否认的是并不是所有改变都是负面的。例如，随着欧洲人口减少，劳动力变得稀缺，这在北欧等地带动了工资和生活水平的提高，并导致封建制度的瓦解。人们开始加大力度投资能够节约人力的发明，印刷机就是其中一项。资本主义开始繁荣发展，土地分配进一步优化，权力在民族国家内变得更加集中。统治者拥有更大的行政权力，能够获得更高的税收，因此可以为商业性质的航行和探险活动提供资金支持。

瘟疫与发展的悖论

在过去几个世纪，随着各国在医疗健康领域的投入和科学技术的不断发展，人们见证了抗击传染病取得的一个又一个奇迹，传染病的发病率和致死率大幅下降，全球健康状况得到了改善，但是，传染病的减少并没有普遍带来收入、就业机会和治理水平的提升，相反，迅速增加的人口以及规模空前的城镇化正在冲击生态系统所能承受的极限，加剧了移民、动荡以及产生全球大流行病和传染病的风险。

传染病的减少催生了新的经济帝国，改变了人类居住地的区域分布和特征，激发人们为了更好的生活开启规模宏大的人口迁移，然而一些变化却更加令人担忧。许多新兴的贫穷大都市的扩张速度远远超过了其基础设施的发展，致使近十亿人在贫民窟生活，城市因此不再是富裕和发达国家的专利——这一点前所未见，只有在传染病发病率和儿童死亡率急剧下降的情况下，才可能产生这种城镇化的发展趋势。

到访过低收入国家庞大而杂乱的城市后，许多人会认为，这些城市过于拥挤、毫无魅力且令人生畏，许多发展中国家的城市遍布着贫民窟和棚户区，它们或是赫然出现在城市中心附近，或是藏在高速公路立交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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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非洲许多“贫穷的大都市”中，青年人口工作岗位的匮乏滋生了不稳定因素，促使年轻人开始了绝望的移民尝试，人口变化带来的压力已经使矛盾持续升温，而气候变化，以及欧美国家在贸易和移民问题上与日俱增的敌对情绪无异于火上浇油。不难想象，比起过去的 20 年，未来的 20 年可能会更不太平，简而言之，传染病减少所带来的影响已经不亚于历史上传染病暴发的影响。

人们对于贫穷大都市的担忧是可以理解的，孟加拉国高级研究中心负责人、气候和移民领域的研究学者阿提克· 拉赫曼（ Atiq Rahman）将像达卡等贫穷大都市的爆炸性增长称为“一连串的人口混乱”。人口过密、污染、贫困，以及对能源和水资源的超高需求造成了一种极其强烈的印象，那就是，这些膨胀的城市有可能在本地居民的人口重压下垮塌。

尽管许多贫穷大都市的社会和人口压力可能导致混乱甚至暴力突发事件，但从长远来看，这不一定是坏事。

在人口稠密的城市地区更容易形成的联系和社会运动最终会迫使长期缺失这些因素的国家进行民主改革，产生更好的政府机构。在过去的 250 年中，西方城市的社会动荡和抗议有时是痛苦的，但它们促成了制度和法律的建立，为打击腐败、改善劳动条件、打破种族隔离，以及我们所看到的减少城市传染病奠定了基础。因为城市在掀起美国独立战争中所起的作用，痴迷于城市研究的经济学家艾德· 格莱泽将上述现象称为“波士顿效应”。

同样，历史学家克里斯托弗· 哈姆林（ Christopher Hamlin）提醒我们要警惕一味地宣扬“瘟疫好处”的谬论”。因为部分持这种观点的人声称，霍乱、结核病等传染病新暴发的疫情可能会刺激必要的投资流向卫生设施建设和其他积极的政府改革，就像过去曾经发生过的那样。

如何防范下一场大流行病？

低收入国家面临的这种挑战，令人们很容易为它们的前景感到悲观。然而，我们不应该忽视这样一个事实，即传染病的减少提供了一个历史性的机会，让这些发展中国家可以对涌入迅猛发展的城市的大量青年人口进行投资，为创造更具普惠性的经济繁荣注入最大的希望。

与农村的环境相比，城市可以提高人们的生产力和健康水平，只要不被交通拥堵和基础设施的严重匮乏所拖累，城镇生产力和居民健康就会随着人口规模和教育水平的提升而改善，发展中国家的政府必须结合具体情况制定针对这些挑战的解决方案，但在面对抗击传染病中的进步悖论时，它们应当考虑在以下三大领域投入资源。

首先，在许多发展中国家，城市居民缺少清晰的房屋产权，尤其是那些居住在贫民窟的人，建立易于执行的土地产权可以促进对正规住房的投资，使工人能够自由流动寻找工作机会并获得城市服务，同时为建立财产税体系奠定基础。

其次，注重提高入学率和教学质量，防范私人运营学校可能出现的就学机会不平等问题。

最后，制定并实施基于实证的本地化卫生政策，建立强大的初级医疗体系，这可能是控制许多疾病的一种经济有效的方法，包括及时发现新的疫情。

在努力改善低收入国家健康状况的过程中，许多政府和非营利组织未能考虑周全。传染病死亡率被许多人视为衡量进展的首要指标，如果低收入国家在这项指标出现下降时，没有能够在经济发展、政府治理、教育和基础设施建设等领域同步取得更大的收益，那么将同样面临巨大的挑战。只有更好地理解为减少传染病所选择的这条道路上存在的困难，我们才能更加现实地感知到前方的严峻挑战，进而克服这些未来前行的障碍，在下一次大流行疾病到来之前做好准备。

｜好书推荐

书名：《瘟疫与发展的悖论》

作者：（美）托马斯·J.博伊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