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博鳌亚洲论坛2022年年会官方）

4月20日-22日，博鳌亚洲论坛2022年会释放出了一个强烈信号：中国正致力于“碳中和”和“绿色转型”的发展目标，从政府到企业组织，从公共部门到社会各界，从国内到国际间探讨与行动，为之谋篇布局。

据悉，为应对全球气候变化带来的挑战，目前全球已经有130多个国家和地区提出了“碳中和”或“零碳”目标，“绿色低碳”和“可持续发展”已经成为国际共识。

在此之前，我们先回溯一段历史：2016年中国签署气候变化协定《巴黎协定》。《巴黎协定》的目标是在本世纪内将全球平均气温较前工业化时期上升幅度控制在2˚C以内，并努力将上升幅度控制在1.5˚C以内。在21世纪中期减少和抵消剩余碳排放可以说是实现《巴黎协定》目标的基础。许多国家和跨国企业已经承诺在2050年或更早实现净零排放。作为世界最大碳排放国，中国承诺在2060年前实现净零排放。

博鳌亚洲论坛发布的《可持续发展的亚洲与世界—绿色转型亚洲在行动》报告中指出，绿色转型的三个驱动因素主要是绿色融资、绿色技术、以及亚洲企业应对气候问题的行动。报告还提到，碳中和的实现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能源效率和清洁能源利用方面的技术突破。展望未来，太阳能光伏、风能、绿氢、生物燃料、节能建筑技术和电动汽车等领域的绿色技术创新，将有力地推动能源转型。

报告数据显示，净零排放已经成为全球广泛接受的目标。根据NetZero Tracker的数据，净零排放目标现已覆盖全球88%的温室气体排放、90%的经济体量和85%的人口。截至2021年底，47个亚洲国家中已有25个做出了碳中和承诺。亚洲最大的7个经济体中，日本和韩国已将实现碳中和的时间目标定为2050年，土耳其为2053年，中国、印度尼西亚、沙特阿拉伯为2060年，印度为2070年。

伴随2020年以来全球新冠疫情的反复，各国经济复苏的压力，以及近期俄乌战争带来的影响，这都为应对气候变化所带来的挑战增加了不确定性。

这种局面下，如何采取更有价值的行动，显得颇为重要。钛媒体App汇集了此次博鳌亚洲论坛上诸如“碳定价”、“碳量化”、“碳金融”、“碳边境调节税争议”、“能源安全”、“绿色氢能”等议题及建议，这些措施将有可能成为判断接下来数十年减碳目标成果的风向标。

实现碳中和，各国政府如何行动？

马骏：做好碳核算，规划碳中和路径

中国金融学会绿色金融专业委员会主任、北京绿色金融与可持续发展研究院院长马骏在回答媒体提问时表示，绿色金融、绿色投资从体量上来说可以跟房地产媲美，房地产上下游关联性强，能影响到GDP的20%-30%。绿色经济如果按照产业目录来估算，已经直接占GDP的20%-30%这么大的规模，而且上下游关联性也很强。

做好碳核算，才能规划一个今后如何走向碳中和的路径。

周小川：分解双碳目标，优化碳市场激励机制

博鳌亚洲论坛副理事长、中方首席代表，中国金融学会会长周小川就如何分解双碳目标表示，对于实现双碳目标，不能过快、过慢、过猛、过热，这是一个中长期目标。这个目标的实现不是各个地方、各个行业自己搞一套，而是要使得各个层面的努力能够跟国家整体目标相一致。

周小川认为，双碳目标的分解可以按照部门、按照地方、按照行业来寻求目标的合理性。目标拆解的过程也会有一些新问题出现，比如“小目标”的总和不能达到总体目标，以及各项分解是不是正好符合路线图和时间表，这个误差需要控制在一个合理范围，整体要有一个最优化模型，也就是建立最优激励机制。

接下来，中国还需要优化碳市场激励机制，优化机制的方向应该是从现货走向远期市场，包括期货、期权等，激励机制在中长期的目标主要是引导投资。

周小川还指出，由于发展、起步有先后，国与国之间边际减碳的成本是不一样的，这种差别导致了不同市场碳价不一致。要实现碳中和目标，最主要是找到一个最优路径，并在每个时点都有最优激励机制，应在企业为减碳而投资、贷款时给予积极预期，推动市场尽快向前发展，做好功能优化。

亚丝明：发展中国家需要资金、技术、能力的援助

目前超过100个国家都做出了关于近零排放的承诺，但仍有一些国家不能兑现承诺。埃及环境部长亚丝明（Yasmine Fouad）认为，国际社会应当承担起责任帮助发展中国家和大的排放户进行减排，同时，还应付出更多的技术、资金和能力的援助，如制定国家层面的政策、创造新的就业机会和更有益的技能培训，以及技术转让、气候融资等等，以加速气候行动。

李波：设定碳定价下限，2030年全球平均碳价需达到75美元/吨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副总裁李波表示，IMF研究表明，为了实现在本世纪中叶控制气温上升1.5到2摄氏度的目标，到2030年之前全世界应该实现25%到50%的减碳任务。实现这个任务最好的办法是碳定价。

他指出，碳定价有不同的办法，一种是碳交易，另一种是碳税，根据各国的情况来选择。为了实现到2030年前的减碳目标，2030年全球的平均碳价需要达到每吨75美元,目前全球碳价为5美元/吨。不过，各国担心单方面大幅提高碳价，会影响产业竞争力以及其他国家政策的不确定性，所以大幅提高碳价的积极性不高。他的建议是，取决于各国的减碳力度以及各国实施的减碳空间，可以探索在少数主要排放国达成碳价下限。此外，碳价格下限要对发达国家的要求更高，同时还建议向发展中国家建立技术转让和资金援助，对于没有办法实现的国家也采取其他的支持政策来实现减排。

IMF正在研究，通过一系列非价格型的政策/工具引导，产生隐性碳价（与显性碳价对应），以最终实现减碳效果，这其中还要评估各类政策可能带来的更广泛经济影响。

欧盟首先提出碳边境调节税，也就是对进口的产品要征收进口的碳税，引起了很大的争议，尤其是高碳出口密切的国家会有很大的负面影响。关于碳边境调节税问题，李波表示，该机制的出发点是担心碳泄露，担心其他国家碳定价不够高，也可能担心导致投资转移，影响产业竞争力。碳边境调节税需要讨论诸多细节，包括所涉及的行业和部门、对出口要不要进行碳税返还、进口产品的碳计量等等。

帕斯佐特：全球需要互相协助，正视气候公正问题

那么，绿色技术在碳排放方面有何作用？例如，碳捕获和碳封存(CCS)是一种减少碳排放的方法，即捕获发电或工业活动产生的二氧化碳，例如钢铁或水泥制造，运输捕获的二氧化碳，然后将其储存在地下深处。

卡耐基气候治理倡议执行主任帕斯佐特（Jonas Pasztor）指出，需要充分利用现有的绿色技术，并扩大这些技术的实施规模，同时开发更先进的减排技术。

“我们要从零排放走向近负排放，有两点很重要：一是全球需要互相协调，即便是明天停止排放，全球的气温依然会保持在一个很高的水平，而且会持续一两百年的时间；二是气候公正，尤其是发达国家要早点开始走向负排放，再推动发展中国家，这样实现经济的转型可能会更容易。”帕斯佐特表示。

与此同时，政府部门应当继续加强与私人部门，以及其他利益相关者的接触和合作。像民间组织还可以在倡导具体的解决方案、倡导加速改变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

罗威：希望中英两国共推可持续的绿色金融产品

英国伦敦是全球著名的金融城，而中国拥有最多的绿色资产，包括可再生能源电动车等都在伦敦发行绿色债券，两国如何在绿色融资方面进行合作？

第692任伦敦金融城市长、中英绿色金融工作组联席主席罗威（Alderman William Russell）指出，希望更多的中国资产管理公司能够跟西方的资产管理公司合作，共同推出可持续的绿色金融产品。

第26届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可以说是金融业的气候变化大会。2021年4月，格拉斯哥净零排放金融联盟创建。目前已有45个国家450家的金融机构加入了格拉斯哥净零金融联盟，其联盟代表的资产超过了435万亿美元，“资金是有的，我们现在要将资金投放到项目中，目标就是让金融界实现转型。”罗威指出。

朱民：金融业将经历范式变革，自然资本也是社会资本之一

清华大学国家金融研究院院长朱民对“零碳金融”这一概念，做了进一步阐释。

他表示，零碳金融体系下，金融存量会发生变化，由于高碳产品的价格会下降，低碳产品的价格会上升，所以国家资产负债表、企业的资产负债表以及大家投资的房子和股票，都会因为碳估值价格的变动发生变化，银行要帮助金融业转型，这是一件巨大且不容易的事情。“这是个根本性的结构变化，我称为金融业的泛式变更，就是一个完全的根本变革，所以金融业面临很大的挑战，也有很大机遇。”他说道。

在这一背景下，金融绿色行业人才短缺也是会面临的问题。社会不再是消费物质产品，还要把自然环境放进去，这是政策正在扶植的一部分。他表示，在整个生产方式、思维方式变化之后，培养一代完全崭新的具有新思维方式、面向碳中和的未来人才，这类人才的思维方式要经历从人类工业革命生产方式到生产生活方式的变更，这是一个艰巨任务，也是挑战。

对企业而言，碳中和是机遇还是挑战？

盖恩斯：持续加强绿色转型技术投入，化挑战为机遇

FMG集团首席执行官伊丽莎白·盖恩斯（Elizabeth Gaines）表示，目前企业对绿色能源的需求越来越大，尽管存在国际局势的持续变化，但并没有影响绿色能源的需求情况，反而推动了绿色转型。

盖恩斯还指出，为进一步在2030年前实现“碳中和”和2040年前实现“碳达峰”的目标，FMG正加大对绿色转型及可再生能源领域的投入。可再生能源资源和技术实际上是存在的，如利用太阳能清洁能源发电和储能。在技术方面，FMG还会在能源的生产、分发、输送等整个供应链环节加大投入，持续保持在行业的领先性。

高纪凡：太阳能是实现“碳中和”第一主力

天合光能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高纪凡指出，太阳能的发展既是未来实现“碳中和”的第一主力，也是化解未来全球地缘政治的重要力量。它既是清洁、低碳、安全的能源，也是一种文明的、科技的能源。

高纪凡预估，到2050年50%的电力能源会来自于太阳能。而想要达到这个比例，当下还要做三件事：一是持续地科技创新以提升太阳能的转换效率，降低（利用）成本，太阳能在2050年的时候可能成本是现在的1/3甚至更低；二是大力发展储能系统，与发电厂、电网、家庭终端用户共同构建稳定的能源使用系统；三是大力发展高压和传输，太阳能的产生地大部分都在戈壁沙漠荒漠，例如欧洲在比较人口稀少的地方建设发电厂，通过地中海把高压电送到其他国家，所以光伏发电持续创新和降本，储能技术的大力发展和普遍的应用加上高压特高压的地方体系，就会构建未来全新的零碳能源体系。

许善淞：虚拟孪生技术对碳净零排放目标的关键性

达索系统在研究中发现，70%的企业领袖认为，虚拟孪生技术对达成碳净零排放目标起着关键作用。他们坚信虚拟孪生在产业绿色转型中的潜力。在新能源汽车行业，虚拟孪生技术能为产品概念设计、细化设计和设计验证阶段提速，减少物理测试，并通过优化减少嵌入式碳足迹。在建筑行业，虚拟孪生技术能为使用阶段的建筑物广泛节省运营成本、优化资源利用，如照明、供暖、供水等的用能。

达索系统亚太区执行副总裁许善淞指出，帮助客户实现碳中和目标，应通过引入大数据、机器学习等数字化先进技术，将软件从产品到服务的整个生命周期实现绿色转型。达索系统也承诺要在2040年前达成零碳，与不同行业的客户协作共同降低碳排放的影响。

刘俏：当务之急要确保碳价格的形成机制

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院长刘俏指出，碳中和实际是一个非常深刻的经济管理学问题。全球实现碳中和需要巨大投资，对中国而言，这个挑战可能更为艰巨。据光华课题组估测，在未来三四十年中将产生250万亿人民币以上的投资金额。如果将碳排放理解为一种生产要素，它将对企业的增长范式产生重大影响。

刘俏指出当前金融体系有三件事情可做：一是当务之急要确保碳价格的形成机制，并通过金融产品、金融市场体现出来；二是碳中和可能本身是一个新文明形态的变化，需要大量的基础设施投资，如果回到中国发展模式，财政政策应该扮演更加积极的角色；三是发展绿色金融、绿色债券、绿色信贷，PE、VC会更积极地促进跟碳中和实现相关的技术方面的投资。

刘俏还指出，现在讲碳中和都很侧重供给端，但事实上大量研究表明70%以上的碳中和来自需求端，如出行、食品、住宅的使用。从这个角度讲，企业提供针对消费者的产品服务，以低碳的理念满足未来消费者的需求变化等方式，其实也参与到了碳中和行动。

未来，整个碳交易可能也会纳入到交易体系中。如果通过产品和服务降低碳排放，本身得到的信用可以进入交易体系，这也在为碳中和作贡献。对于企业而言，其市场机会是相当可观的。

宋本：将“一带一路”和共推绿色能源转型结合

欧亚资源集团首席执行官宋本（Benedikt Sobotka）表示：绿色转型不是一句口号，而是实际要做的事情。在中国“一带一路”框架正式提出之前，欧亚资源就与中国进行了很多工程合作。欧亚资源是全球重要的铜、钴、铁合金、铝生产商，也是第二大钴生产商，目前也是在“一带一路”背景下，与中国的伙伴共同推动绿色能源和绿色转型项目，这是一个很大的机会。

此外，针对ESG在当下金融市场所呈现的价值和影响，宋本强调，绿色合作不仅仅是上下游，还要考虑整个价值链，考虑到公民社会或者民间社会等，所以需要更大的平台，不同经济体的发展机构及企业等参与到对ESG议程的贡献中，这都非常具有挑战性。

张跃：减碳指标可采取强制标准

作为跨国企业代表，远大科技集团董事长兼总裁张跃表示，全世界减碳的力度最大的区域/国家是欧盟，欧盟在零碳或净零排放的政策中最优先的两件事：一是建筑节能，二是交通工具的轻量化，且在这两个方面的指标都是强制指令。

目前针对零碳目标，简单有效的措施行动太少了，这是个普遍问题。建筑领域是全球碳排放量最高的领域，而最容易实现减碳的就是建筑领域。例如建筑做好隔热层，然后再在窗外进行遮阳，在没有任何技术难题的前提下就可以轻而易举减少90%的碳排放。此外还可以增加废热的利用，增强建筑的耐久性技术，减少建筑垃圾等。

他分析，中国目前的减碳指标还比较低，比方在建筑节能上可能有30%~50%的节能，其实建筑的节能要么不做，要做节能改造就应该一步到位，像欧盟一样做到90%，就是强制标准；轻量化很简单，汽车就是规定它重量不能超过600kg，逐年递减5%，20年以后可能汽车的重量就降到400、300kg。

为什么绿色氢能成为破解能源安全的焦点？

福瑞斯特：使用多元化能源，避免对单一能源的依赖

博鳌亚洲论坛机构理事、FMG集团董事长安德鲁·福瑞斯特（Andrew Forrest）指出，实现绿色氢能发展有其必要性，这在全球都是很重要的话题。一个国家的能源消耗或在能源方面的政策都会影响到世界各国。“我们应该加强合作，实现一个可持续和带来盈利的未来，让所有人都受益。”

关于绿色氢能的发展路径，福瑞斯特指出，不同经济体在绿氢发展方面有其重点和优先顺序。很多主权国家存在对能源的依赖性问题，有的采取的是使用传统能源，有的则转向了清洁能源。无论是使用天然气还是石油，都要摒弃短期的视野，依赖绿电和绿氢发展，以取代化石能源。

福瑞斯特认为，一方面要有自己的能源储备，另一方面则是要使用多元化能源，避免对某一种能源的依赖。全球面临的不仅仅是解决当前现实的问题，还要考虑到未来的问题，确保有一个循序渐进的长期解决方案。

目前氢能具备全天候运行的优势，但像太阳能和风能往往受限于资源问题，需要通过技术来弥补自然资源的短缺。

默茨：积极在中国开展氢能开发

蒂森克虏伯集团首席执行官玛蒂娜·默茨（Martina Merz）指出，蒂森克虏伯集团是世界上拥有千兆级氢能生产技术的供应商，同时在基础设施方面有突出贡献。

个体的行动是远远不够的，绿色转型是一个全世界面临的挑战。它的成功关系到国家乃至全世界，在地缘政治充满不确定性的背景下，绿色转型面临的挑战并不减少，要竭尽所能应对这种情况。同时，需要建立基础设施，这样可以迅速实施绿色转型。目前蒂森克虏伯集团在中国正积极与当地合作伙伴开展氢能开发项目。

默茨说道：“蒂森克虏伯集团是德国最大的钢铁公司，目前二氧化碳的排放量占到德国总量的2.5%。我们希望在2030年之前使钢铁行业减排达到30%，最迟2045年前实现气候中性或碳中和。目前每使用一吨绿色氢能可减排26吨二氧化碳。要完全实现气候中性的钢铁生产，对于蒂森克虏伯而言，需要每年消耗需要72万吨的氢能，其耗电量相当于当前德国家庭总耗电量的25%。”

邓建玲：新型能源和技术不能走靠政府补贴的路子

中国华能集团有限公司总经理邓建玲指出，新型技术和绿色能源不能走靠政府补贴的路子，要靠市场自愿主动接受，这样的产品才具有广阔的应用前景和旺盛的产品生命力。

邓建玲认为，绿氢产业非常有前景，将为企业未来经济转型和发展带来巨大商机。目前在中国有大概3万亿产值的绿氢产业，包括便捷生产、运输储存、商业开发利用，以及液氢产品的实现等。

不过目前氢能发展还处于一个过程中，氢能的成本能否被市场接受、是否具有竞争性，将取决于技术的进步，以及氢能交易和使用的便捷性。邓建玲对氢能的发展前景持有乐观态度。

例如，城市公共交通、居民小区等场景，可利用氢能来解决分布式冷热电三联供；在西南地区大型水电光伏基地，可构建综合氢能应用场景；在长距离输送氢能时，除了压缩氢气，还可以转化成液氢，用于公交运输和无人机等。

而从中远期项目来看，绿氢还将用于城市能源的替代，即通过数字化手段将风电、光伏和储能系统结合起来，构建清洁绿色能源平台，从而将元器件、电源和负荷多余的电力有效转化成绿氢。

王乃祥：投融资是氢能产业发展的瓶颈之一

北京绿色交易所（以下简称“北绿交所”）董事长王乃祥表示，北绿交所要做好绿色能源、绿色资产的公共服务平台，打造绿色金融基础设施，以金融创新服务实体经济。

他认为，从投融资角度来看氢能发展，首要一点是突破投融资瓶颈。根据国际氢能源委员会预测，在实现净零排放的前提下，2050年氢能在全球能源消耗结构中所占的比重将达到22%。其中，氢能全产业链到2030年需要有7000亿美元的直接投资，包括制氢3千亿美元、运输分配2千亿美元，氢能末端利用2千亿美元。未来这个市场一定成为万亿级的大市场。

目前，北绿交所正在搭建企业碳账户、绿色项目库和环境信息披露标准等绿色金融基础设施，也正在研究CCER与绿色信贷、绿色债券等绿色金融产品有机结合的途径，以便为企业提供良好的融资工具。

张雷：攻克零碳技术，氢能是现代意义上的新石油，具备成本竞争力

远景科技集团首席执行官张雷指出，氢能作为“新石油”的角色已经登场。在这个过程当中，因为可再生能源成本的迅速下降，电解氢技术既灵活消纳了可再生能源，同时又非常高效低耗地生产了绿氢，所以说氢能大规模应用已经开始。

张雷认为，按照能源计算当量对比，氢能相对于天然气已经具备了成本上的优越性，“在内蒙，使用可再生能源生产氢能，我们能做到10块多人民币生产1公斤氢气。”

据了解，远景和FMG公司将2030年前共同开发实现1000万吨的氢能。为实现这一目标，远景在全球首创了“零碳产业园”以有效生产氢能，产业园包括氢能、液氨和其他绿色零碳化工物品，让氢能和它的载体高效融入全球新的石油贸易当中去。他认为，绿色氢能不仅在新型能源系统中扮演重要角色，而且作为一种非常好的储能介质，能够有效平缓可再生能源的波动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