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名：《没有工作的世界：如何应对科技性失业与财富不平等》

作者：[英]丹尼尔·苏斯金德 著

出版时间：2022年2月

出版社：中信出版集团

奥斯卡·王尔德曾设想过一个没有工作的世界。他在《社会主义下的人的灵魂》里展望了一个因机器发展而工作中解放出来的社会：人类自娱自乐——或享受高雅的休闲，或创造美好的事物，或阅读美好的事物，或单纯怀着敬意和喜悦去观察世界，而机器将会承包所有繁重乏味但必不可少的工作。

这位唯美主义代言人所描述的伊甸园也成就了他最著名的言论之一：“这是乌托邦吗？没有囊括乌托邦的世界地图根本不值得一看。”

在王尔德的时代，每一个有志于乌托邦主义的人都要首先回答的问题便是工作未来会走向何处，因为工作是其他一切问题的源头，两性关系乃至预防犯罪的矛盾皆由此而来。

支持大幅缩短工作时间这一更容易实现目标的人还包括本杰明·富兰克林、伯特兰·罗素、美国电话电报公司（AT&T）总裁沃尔特·吉福德，以及约翰·梅纳德·凯恩斯。

著名的经济学家凯恩斯在《我们后代的经济前景》中提出了“技术性失业”这一说法（指因人们创造新的劳动岗位的速度没有赶上节约劳动力的速度而导致的失业），他当时主要谈论的是一百年之后的情形。

与这种对未来的乐观畅想并驾齐驱的是反乌托邦分析。在这种分析中，机器人把工人扔进垃圾堆，让他们陷入贫穷和绝望的空虚之中。1980年，《纽约时报》刊登了一则耸动的标题：《机器人盯上了你的工作》，这一标题放在20世纪几乎任何时候都适用。

就此，经济学家丹尼尔·苏斯金德开展了一场科普，而非辩论。他的文风一如大众经济学教材那样洋溢着理性而不夹带半点人情味，充斥着那种冷冰冰的语气：我，一个聪明且理性的专家，要来矫正视听了。

他总是能用恰到好处的图表以及一些关于科技和社会的奇闻轶事说明一切，从工业革命时期的捣毁机器者内德·勒德，到上世纪90年代马粪危机，再到深蓝（IBM生产的超级国际象棋电脑）。

苏斯金德在书中逐一击破了关于技术性失业站不住脚的各种假设。在整个19和20世纪，自动化仅在一些“常规”工作任务上取代了人类劳动，而没有颠覆整个行业。

即使某些职业被淘汰了，新的职业也会随之出现。对技术怀有恐惧的乌托邦社会主义者威廉·莫里斯在1890年就看到了这种情况：“他们所有降低劳动力成本的手段到头来只是增加了劳动力的负担。”

替代力量与互补力量

苏斯金德认为，人工智能改变了一切。首先，它的出现就改写了“常规”的定义。人们一向认为工作任务需要由人来完成，机器出现之后便推翻了这一点。

过去，人们认为失去低技术含量工作的工人可以接受再就业培训，以从事更具挑战性的工作，但当机器人、无人机或自动驾驶汽车也来取代这些工作时，又会发生什么呢？

尽管预测各不相同，但可以肯定的是，至少目前一半的工作会或多或少受到人工智能的影响，包括卡车驾驶、零售、仓库工作以及医疗、法律和会计。

医生和病人之间的互动是目前我们医疗系统的核心，但计算机系统不需要直视病人的眼睛来做出准确的医学诊断。

在零售领域，招聘广告时常在寻求那些社交能力强、能与顾客互动、能微笑地说服顾客掏出钱包的求职者，但完全没有社交技能的自助结账机正在取代友好的收银员，线上零售不涉及人类互动，但它无情地威胁着位于商业街的商店。

但苏斯金德同样指出，技术对工作的影响可能取决于两种对立力量之间的相互作用，即一种有害的替代力量和一种有益的互补力量。

人们在谈论机器的崛起和人类的进步、威胁人类的机器与令人舒适的机器的协作、机器的人工智能与增强的人类智慧时会说，在未来，机器既会过时也会越来越有意义，技术既是威胁也是机会，既是竞争对手又是合作伙伴，既是敌人又是朋友。

清楚地区分技术的替代效应和互补效应，有助于解释为什么过去人们对技术性失业的焦虑一再错位。在这两种基本力量的冲突中，我们的祖先往往会选择错误的赢家。人们在一次又一次的选择中，不是完全忽视了互补的力量，就是错误地以为它会被替代的力量所压倒。

正如大卫·奥托所说，人们倾向于“夸大机器替代人类劳动的程度，而忽视自动化和人类劳动之间强大的互补性”。结果，人们一再低估人类不断持续地对新增工作的需求。总的来说，总会有足够多的工作需求来维持人们的就业岗位数量。

我们也可以在个别技术上看到这种情况，例如，自动取款机的故事。自动取款机被发明出来是为了替代银行出纳员递现金的业务，它是自助服务文化的一部分，在20世纪中叶蔓延到整个经济生活中，伴随而来的还有自助加油站、自助结账柜台、自助糖果贩卖机等。

据说第一台自动取款机是在20世纪60年代中期于日本安装的。几年后，这种机器开始在欧洲流行，这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工会要求银行在周六关门的问题，这也是许多工作人士唯一可以去银行办理业务的一天。

在美国，从20世纪80年代末到2010年，自动取款机的数量翻了两番，到2010年，其数量超过40万台。考虑到这一点，你可能会认为美国银行职员数量会急剧下降。但事实恰恰相反，在此期间，银行柜员的数量也增加了20%。

我们可以利用已经讨论过的两种力量来解释。答案是，自动取款机不仅可以替代银行柜员，而且还对他们进行了补充。

自动取款机并没有提高银行柜员发放现金的效率，但确实可以让他们把精力集中在其他活动上，比如提供面对面的服务和财务指导。这意味着走进银行的客户会得到更好的服务，从而吸引了更多的客户前来。自动取款机还有助于降低开设分行的成本，让银行以更优惠的价格来吸引更多的客流。

与此同时，自动取款机间接地补充了银行柜员。在一定程度上，这可能是“做大蛋糕效应”：随着自动取款机和无数其他创新推动了经济增长，居民的收入增加了，对银行和其余在银行工作的职员的需求量也增加了。

在一定程度上，这也可能是由“更新蛋糕效应”造成的：随着人们变得更加富裕，其需求可能已经从简单的存款和取款转向了现在银行职员所提供的“关系银行”服务。

工作岗位稀缺的世界何时到来？

硅谷风云人物罗伊·阿马拉曾说过：“我们往往会高估技术的短期影响，却又低估了它的长期影响。” 这句话能很好地帮助我们思考未来。

当前人们对人类工作需求即将崩溃的担忧过于夸张。短期内，我们的挑战将是如何避免摩擦性技术失业：人类很有可能在未来一段时间内有足够的工作可做，而主要的风险是有些人可能无法胜任这些工作。但是从长远来看，根据阿马拉定律，我们必须认真对待结构性技术失业带来的挑战，因为从长期来看人类劳动将面临需求不足的情况。

但是，这种挑战离我们有多远？如果像凯恩斯打趣的那样，“从长远来看我们都死了”，为什么还要担心呢？当我在写技术的长期进步时，我想到的是几十年后而不是几个世纪后。

从这个角度来看，我比凯恩斯更加乐观：我希望我的读者和我能在有生之年看到技术的长期发展。即使我们看不到，我们的孩子也一定能看到。为了他们，我们也至少需要非常认真地对待未来工作岗位稀缺的问题。

如今摩擦性技术失业的现象已显而易见，在当今经济生活的某些领域，我们也可以窥见结构性技术失业可能的发生方式。鉴于目前技术发展的趋势，我们很难想象随着时间的流逝，这些挑战不会变得越来越严峻。

例如，令人警醒的是，如果未来80 年，科技以与过去80年同样的速度进步，那么到2100年，我们的系统和机器将比它们当今的功能强大一万亿倍，而今天它们所取得的成就已然令很多人吃惊不已。

当然，可以肯定的是，没有任何趋势可以持久，而且计算力也不是全部。但是，我相信，稍微类似的进步都将使技术性（科技性）失业成为21世纪的一个关键挑战。

而且，我们可以在科技性失业成为问题之前，而不必等待大批人类被机器取代后再采取行动。当前有关工作未来的大部分讨论都是假设，只有当大多数人失去工作时才需要担心。但是，即使在占比只有15％或20％的少数人失去工作时，我们也应该开始担心不作为可能带来的不稳定因素。

请记住，在1932年，德国失业率上升到24％，这促成了希特勒的上台。当然，失业率高并不是他获得成功的唯一原因，存在类似劳动力市场状况的其他国家并没有转向法西斯主义。但是德国的经历应该促使我们正襟危坐，保持警醒。

如果人们不再工作将如何生活？

在一个工作机会越来越少的世界里，我们将面临的最后一个挑战是寻找生活的意义。人们常说，工作不仅仅是为了收入，更是为了实现人生目标。因此，如果就业岗位枯竭，那么我们的方向感从何而来？

弗洛伊德认为，工作是社会秩序的来源；韦伯认为，工作赋予人们更宏伟的目标；雅霍达认为，工作创造了组织感和方向感。除了这些学术思考之外，还有很多在工作中寻求目标的人们更熟悉、更日常的例子。走进书店，我们会发现无数告诉读者如何在工作中获得成就感的书籍。

找新工作时，热切的雇主为了吸引你，除了承诺可观的收入，还会诱以职业的价值与意义。跟一个自豪的家庭支柱聊天时，他们会提到自食其力、养家糊口的荣耀感。

与新手父母讨论为了新的家庭角色放弃工作时，即便是暂时的放弃工作，他们也常常会指出一种远超工资收入损失的失落感。再看看那些实现了财富自由完全可以不用工作的人，很多人经历了短暂的退休生活之后，发现这样的退休体验并不舒服，又继续天天早起去办公室工作。

宴会时，可能会有个陌生人坐过来问：“您是做什么工作的？” 大家通常假设一个人所从事的工作对他的身份有重要意义。

所以如果人们不需要通过工作来谋生，那么他们会做些什么呢？恐怕目前针对这个问题我们还没有很好的答案。

对于有工作的人，工作与意义之间的联系是美妙的：努力付出之后，他们既收获了收入作为金钱回报，又收获了目标感作为精神回报。但对于失业者，这种联系反而可能成为不适和困窘的根源。

如果工作提供了通往有意义生活的道路，那么失业者可能会觉得自己的存在是没有意义的；如果工作提供了地位和社会尊重，他们可能因感到没有社会地位而垂头丧气。

这可能部分解释了为什么失业者经常感到沮丧、羞愧，以及为什么他们的自杀率会高达工作人员自杀率的2.5倍。

在我们的世界里，工作是生活的中心，很难想象我们会用何种不同的方式来打发时间。由新冠肺炎疫情引发的全球性的斗争正表明了这一点。

我们可以看到，在过去几个月中人们的消费模式发生了一些明显的变化：英国的面粉、木材和纺织品严重短缺，因为人们开始从事烘焙、园艺和手工制作来充实业余生活；美国也遭遇了类似的破坏性需求飙升。

但也有一些不为人所熟知的、关于更大问题的公开讨论：工作与生活的平衡、个人在家庭和社会中的价值、城市生活的优点、如何更好地打发空闲时间、如何在困难时期保持心理健康。

英国成年人的抑郁症患病率在新冠肺炎疫情期间几乎翻了一番，疫情期间，美国政府心理健康热线收到的咨询短信数量增长了近 1000%。

这些讨论让人感觉如此新颖，但结论有时显得如此随性和不令人满意，这使我的一些感觉更加强烈了，即传统的工作生活分散了人类的本质，然而直到现在才引起了我们对这些重大问题的关注。

在工作岗位稀缺的世界，我们将需要再次思考其根本目标到底是什么。问题将不仅是如何生活，而且是如何好好地生活。我们将不得不考虑，过有意义的生活到底意味着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