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显微故事，作者 | 阿逃，编辑 | 清淮

“衣柜不算宽，藏着你的天堂”。

过去几年，围绕着这类群体，彩虹经济开始兴起。

有人觉得，他们是一道彩虹。也有人觉得，他们生而异类。

某社交软件从默默无闻，到融资近亿元，一时间名声大噪，成为名副其实的彩虹市场大佬。

然而，也有一些市场主体在围绕着他们，但是却开辟了另类的市场份额，成为隐形的彩虹经济。

只不过，在这类市场主体中，有的在国内是灰色地带，有的甚至行走在法律边缘。

本期显微故事讲述的是彩虹灰色经济产业，他们之中：

有的人身价千万，买不了一本九块钱的结婚证，最后在某形婚平台找到“对象”，却被诈骗；

有的人漂洋过海求子，经历了和非诚勿扰一样的相亲现场；

还有的人出柜后被爸爸送到了一年7250元的心理矫正学校，在那里被教育他们是“扭曲的人”、“被强制看异性小电影”……

以下是关于他们的真实故事：

我爸把我送进心理矫正学校，一年学费7000多，课上给我们放异性小电影

• 刘“先生”  女 28岁 无业

我从不觉得我是女生。

我虽然生下来是女孩，但我从小爱跟男孩子打架，从来没有输过，比男孩子还要像男孩子。

高中毕业后，我在上海找了一份广告策划的工作，开始打扮自己。但我买的衣服都是男款，大家知道我是拉拉后，还经常夸我比直男帅。

在公司，我遇到了我人生中的伴侣，黄小姐。

她善良，单纯，但她和我小学时的同桌一样，常被同事排挤。每当她被领导PUA，我会想保护她、帮她和领导对抗。

为了她，我跟家人出柜了。我妈气得暴跳如雷，甚至骂我是心理变态，非要拉着我去看精神科。我以为她就是一时气话。

没想到，春节回家后，我爸有天忽然说要带我去看个远方亲戚，结果那天，他开去了一个很远的地方，我一看，是个什么“心理矫正学校”。

下车后，一个一脸严肃的女人和我爸交谈几句后，转身就过来一把没收了我的手机。

我意识到不对劲，撒腿就往校门口跑，还没跑两步，就被一个男人拽了回来。女老师指着鼻子警告我，如果我再跑，就要挨打。

我被这所谓的老师带进了一个6人女子宿舍。

那天晚上，我从室友口中得知，这家学校根本没有办学资格，靠广告忽悠中老年人的信任，让他们把搞不定的成年子女送过来。

这个学校培训费一年7250元，大部分在这个学校里“培训”的学生，都是和我一样20岁出头的年轻人。

在这里我过得生不如死。睡到半夜会有教官突然吹哨，让我们起床训练。

白天还要上精神教育课，老师甚至义正言辞地说，“在座都是性取向扭曲的人”。

他们引用古代教皇的话、近现代某些极端国家的政策态度，反复和我们强调，“同性恋是一种罪，是羞耻的”。

最让我恶心的是，他们常“钓鱼执法”：以自由讨论的名义鼓励我们提出质疑。

一旦有人质疑，就悄悄地被他们列入了黑名单。未来这个人就会被视为眼中钉，稍有不慎就是一顿打，或者被关小黑屋、不给吃喝。

还有男老师会在课堂上公然给我们放异性小电影，目的是“让我们对异性提起兴趣”。

如果不看，他会拽起我们头发，逼着我们看屏幕。看完后，他还让我们挨个站起来讲观后感，美其名曰和他交流交流。

在几次公开惩罚和侮辱后，我感觉我被慢慢消磨、变得麻木。

为了逃走，我跟女老师说我想开了，想回家找个男人结婚。没想到她的答复却是，“你爸付了6个月的钱，你得再呆两个月。”

就在我濒临绝望时，我对象竟带着警察从上海一路找了过来。很快，这所学校被查封，相关人员涉嫌刑事犯罪，被带走了。

几个学生的父母知道是我们报了警，就骂我们说是异类、是猪。我爸爸也说我是孽子，不懂得珍惜改变的机会。

但我却异常轻松，从踏入学校的那一刻，我就再也没有家了，也就无所谓这些“家人”的评论。

得不到九块钱的结婚证，在形婚平台找“对象”却被骗婚

• 武先生 32岁 男 互联网公司创始人 成都

我是同志，这意味着，我和我对象无法合法地进入婚姻。从大学到创业，我和我对象相爱了8年多。我朋友调侃说：“这么多年下来，小日本都要被打跑了，你们还是地下恋。”

其实我们对婚姻并没有多大的兴趣，只要两个人在一起，有没有一纸婚书并不是那么重要。

可老一辈的人就不这么想了，我家人不知道我的取向，以为我是对婚姻不上心，所以经常催婚、为我安排各种相亲。

在我三十岁后，我的家庭关系甚至有一度因为我的不婚恶化到了极致。

我对象更惨，有一次他母亲以死相逼，当着他的面吞下了半瓶子安眠药，幸好抢救及时。

也正因此，对象在百般无奈之下选择了直婚（隐瞒自己性取向与女孩结婚）。

我对象原本是个大男孩，我特别喜欢他的笑，但自从他结婚之后，我再也没见他笑过了。

他们不幸的婚姻关系存续了一年半，之后双方和平离婚。我对象买了一套武侯区的房子，送给女孩作为赔偿，女孩欣然接受。

两人就此结束。

有了我对象的前车之鉴，我决定选择形婚（与性取向为女的女性结婚）。

我的要求很简单，不同居不要小孩，逢年过节两人相互配合着在长辈面前演戏，应付过去就行。     

我在各种社交网站上找形婚征友帖子，但合我心意的屈指可数——要么距离远，要么要小孩。

我找了半个多月，聊了好几个拉拉，最后都不了了之。

圈子里的朋友给我推荐了个形婚网站，这里的征友帖子比我之前逛过的论坛要多得多，我看上了几个彼此条件都很合适的人，准备加他们微信。

这时候，网站提示我，获取他人微信号码，必须使用金币，而金币必须充值购买。一元一个金币，一个微信号十个金币。

我担心这是个钓鱼网站，留了个心眼，跑去银行办了一张新卡，只在里面充值了一百元。

这样的话，就算网站通过不法手段获得了我的银行卡密码，也不至于损失太多。

尽管我如此小心翼翼，最后还是差点被骗了。

当时我就直接跟符合条件的女生说，“年底结婚、不要小孩，无法接受的就没必要聊下去了。”

有个叫“雯雯“的姑娘很符合我的要求，她在成都双流开便利店。她说有女朋友，只希望尽快结婚给家人一个交代。

大概聊了半年多，我俩就领证并在老家办了婚宴，我妈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高兴坏了，又是买喜糖又是买被子的。

我对象也在双流，他有时周末回家，经常会请雯雯吃饭，感谢她帮我解决了一桩烦心事。

没想到，一结完婚，雯雯就以我妈妈想要小孩为由，希望与我发生性关系。在我明确表示拒绝后又发动我妈来给我施加压力。

见我不同意，雯雯转而开始找我要钱，说我俩是合法夫妻、财产共有。可是明明我们婚前已经达成约定，双方财产互不干涉。

此外我也很少听她说起自己的女朋友。有次，我偷翻她微信，发现她并不是同性恋，瞒着我跟好多男性聊天。

我一下子五雷轰顶——这分明就是典型的诈骗啊。

我对象是律师，他很无奈地告诉我，这案子不太好打，大概率不会赢。公安机关认为我们没有遭受诈骗，只是一起婚姻矛盾，不予立案，建议我们向法院提起诉讼。

有一天，我在电脑里再输入那个形婚平台的网址，发现网站已经被404，永远地消失了。

漂洋过海买个“孩子”，我在格鲁吉亚找代孕，至今没见到孩子

• 古先生 32岁 男 上海 算法工程师

我喜欢男性。但家里人不知道我的情况，一直催着我赶紧结婚，我只好告诉他们，我是不婚族。

久而久之，家里对我失望透顶，也不再催我结婚了，但不结婚有个条件：

最起码得有个孩子。我文盲的母亲甚至已为我打听如何在符合法律的条件下领养孩子。

我大学毕业那年，就了解到有国外代孕这种灰色产业，根据孩子母亲的国籍不同而价格不同。

例如泰国的价格在15万元左右、乌克兰30万、柬埔寨50万、中国60万、美国则接近100万元。

当时我刚工作，面对这些费用着实有心无力。这几年经济条件好了很多，年纪也大了，再不抓紧完成这件事，我怕是真的没机会了。

下定决心后，我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去医院检查精子质量，如果精子质量不行，那后面所有事情都是白搭。

拿到合格的检验报告后，我选了一家老板也是同志的辅助生殖中介机构，正式走上了海外代孕之路。

海外代孕的第一步，是要选择合适的国家。

负责跟我对接的小伙子姓庄，一开始，小庄向我推荐美国，说是小孩生下来有机会拿绿卡。

但因为美国有个疯疯癫癫的总统，代孕合法的政策说不好什么时候就变了，就pass掉了美国。

小庄又向我推荐了格鲁吉亚，说代孕在格鲁吉亚也是合法的，像我们这样的外国人权益能够得到充分保障。

想起我大学时曾去格鲁吉亚，那里风景美、当地人很温和，给我留下很好的印象，于是就选择了这个方案。

我在半个月时间内，准备好了护照、签证、美元、外汇携带证、行程单和信用卡，小庄负责对接好医院，然后和我一起飞到格鲁吉亚首都第比利斯。

我们一共定了半个月的酒店，我想在留完精子后，还有点时间再考察考察格鲁吉亚。

没过几天，小庄就拿着一个IPAD让我选一个卵妹（就是提供卵子的女孩）。我滑着看了好几个女孩——那感觉就像在非诚勿扰选女嘉宾。

我发现这些女孩的备注里，有不少有硕士学位、甚至还有大学老师。

小庄说，代孕在格鲁吉亚已经是个成熟产业了，很多有高等学位的女生会选择做代孕。

小庄让我挑一个出来，见见面，再决定。如果不合适，就继续挑，挑到满意为止。

两天时间，我见了大概三四个，最后确定了一个稍微长得有点东方脸的外国女孩。

在选好提供卵子的女孩后，要第一时间安排她去做体检，重点是看卵泡数量和质量是否正常。女孩还要定期打促排针，连续打十几天，等最后一天，完成最终促排。

这时候，中介会跟女孩结算报酬，这名提供卵子的女孩的任务就算完成了。

促排出来的卵子，马上由医院将其与冷冻的精子结合，在实验室完成胚胎合成，再把胚胎移植到孕母体内，最后等待生产。

挑完了卵妹后就没我什么事儿了，于是我便先回国，把后续的事情交给小庄全权处理。

结果，就在离预产期一个月的时间，全球忽然爆发了新冠疫情。

我一时半会无法出境，考虑到我的感受，格鲁吉亚的医生每天会跟我开一会视频让我看看B超里的宝宝。

三月下旬，宝宝顺利出生，代妈和我远程签署了各种材料，完成任务后把孩子交给了生殖机构在格鲁吉亚设立的分公司。

尽管我迫不及待地想要见到宝宝，但眼下只能通过摄像头看他。

我妈跟着我一起和宝宝视频，忽然就哭了，说，“这孩子完全就是你小时候的样子啊”。

现在，尽管国内疫情得到控制，但国外疫情又严峻了起来，我依然无法出境。机构老板说，现在他手头上十几个孩子因疫情滞留在国外。

但他保证，国外养育机构在郊区，人员少，绝对不会发生病毒感染。

他还说，“我的那些客户，看面相就知道非富即贵。但他们在产房外等候时，却焦急地不停踱步，感觉一下子老了几岁似的”。

几乎每个人，无论背景如何，只要一听到宝宝出生的啼哭，没一个不跟着哭的。

“钱可以买条生命，买不来血浓于水呀”，他说。

现在，我每天在网站上刷着格鲁吉亚的新闻和航班信息，打算抽出时间去把我的宝宝接回来，哪怕疫情再严重，我也要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