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丨八尺同学

看完《脱口秀大会3》最后一期，当晚我做了个梦。梦到什么不便多说，但这场梦并没有很快消散，反而愈加清晰起来，逼迫着我做些思考。

大完结后我还是对节目有些不舍。于是，就有了如下这篇文章。在写作这篇文章的过程中我才逐渐明白，掩盖在不舍之下的，原来是不满。

雪上加霜，绝地求生

这个夏天，平淡地热身两季后，《脱口秀大会》终于在第三季一路爬坡小跑，气喘吁吁地出了圈。在池子出走，卡姆入狱后，疫情之下的笑果文化处处彰显着破釜沉舟、绝地求生的信念，认命不认输，势必要进入主流。

残酷的赛制，火药味十足；新人入局，踢开行业大门；老将迟暮，引人唏嘘；领笑员罗永浩、杨天真、大张伟，个个人设鲜明，自带流量；另外，离婚、组CP等情感话题频出，直至热搜霸榜，掀起争论热潮。

因脱口秀而爆红的李雪琴（来源节目截图）

这道成熟的工业化生产流程，对一些浸淫于国内综艺节目的观众来说并不陌生：仅仅是把两性价值观冲突这一环单独拎出来，就能成为社会性的议题，在陈旧乏力地讨论中，反而使节目充满生机。

而横向对比，去年刚刚新生的《乐队的夏天》，到了第二季已经显得暮气沉沉。除了个性十足的“五条人”乐队，再无其他话题可谈。节目组对每支乐队表演前后的访谈时间，远远超过了乐队正式表演的时间，当镜头叙事大于舞台表演，人设与内容不对等时，割裂感由此产生，失去耐心的观众便会“换台”。

所谓的“五条人”出圈，仅仅是属于一小撮知识青年、媒体、自媒体们的胜利和狂欢，不足以决定一档节目的受欢迎程度。

而作为相对新颖的线上语言类节目《脱口秀大会3》，几乎俘获了所有不同阶层的受众，上到各领域大V、自媒体，下到普通网友。相比《乐夏》，脱口秀演员的表演及内容本身即可夹带观点，输出价值，巧立人设，文本、舞台风格及表演者自身能轻易形成统一。

杨笠熟稔女性脱口秀演员的“财富密码”，女流氓气质由内而外地散发，巧妙地挑起两性战争，让无数男性观众不战而降；杨蒙恩具备强大的叙事能力，观点独到，富有批判性；李雪琴即使不炒CP，凭借那“丧着个脸”的舞台形象，和对段子的精准把控，也能成功达到“扮猪吃老虎”目的。

当群体沉浸于欢呼声和笑声中时，这种现象的产生与背后的环境总息息相关。喜剧是艺术类别，幽默是个体特性，笑是直观反应，三者存在一种递进关系。幽默位于概念的中心，起到承接二者的作用。

德国作家黑塞在其小说《荒原狼》中，对幽默做出了一种别开生面的定义：“在幽默中，一方面可以肯定圣贤和堕落的人，令社会的两级弯曲尽可能靠拢，另一方面还可以将市民纳入到被肯定者的行列。”

简而言之，向幽默靠近是人类共有的本能，幽默可短暂地消除一切阶级差异，营造出一种人人平等的幻觉，最终使人们在笑声中与生活达成和解。去年《脱口秀大会2》总决赛的主题是——笑是生活的解药，今年恰巧遇上了新冠疫情，让这幅解药发挥出显著的疗效。

在本季第一期节目上，李诞直言，疫情对脱口秀行业造成了雪上加霜的影响，而最终似乎变成了“雪中送炭”，笑成了疫情之下人们最紧迫的选择。

尽管如此，笑在生活中绝不是一种稀有的情绪表达，当它被包装成商品在市场上流行时，就很值得深究了。隐藏在笑声之下的，一定还有更为幽微的意义。

观众之所以能在今天笑，或笑到今天，背后还有一个不长也不短的行业发展轨迹。

新型叙事，“去中心化”

《脱口秀大会3》的成功，可视为整个脱口秀行业的成功，标志着国内主流语言市场诞生了一种新型叙事。节目最后一期的主题是“是终点也是起点”，这也意味着，该语言类节目正处于从稚嫩向成熟蜕变的阶段。

明面上，不包括相声类语言节目，国内脱口秀的发展历程并不算长。从周立波的《海派清口》，到王自健的《今晚80后脱口秀》，到金星的《金星秀》，再到梁欢的《恶毒梁欢秀》，甚至包括《吐槽大会》，国内脱口秀一直在形式和语言边界上试探。

去中心化，基本可以概括这一发展演进的历程。

《脱口秀大会3》正是去中心化成功的一个例证。前人留下的教训是，自恋与毒舌，乃至激进的观点性表达，长期来看，都不符合国内现有市场规则，也突破了观众的接受阈值。

如今除了王自健以外，其余几人的公众形象无不受到了不同程度的损害，自损还是他损，几乎难分伯仲。

到了《吐槽大会》，属于李诞的时代才正式来临，在经验和教训中让他找到了妥协的出路。只不过，在削弱了身处节目中心的主持人光环后，《吐槽大会》仍然是围绕“名人明星”这一中心展开的。

《吐槽大会》脱胎于《美国喜剧中心吐槽大会》，形式上，先由一群吐槽嘉宾对主咖进行吐槽，最后主咖上台反击。第一季，创作团队显然没有考虑到将美式脱口秀本土化过程所面对的文化壁垒，因“污力”过强，节目只播了四期，被勒令整改。

在不同的槽点和吐槽对象上，取不同的分寸和距离，这一点终于在第二季《吐槽大会》的演练场上被创作团队把握的恰如其分，往后几季更是一路顺风顺水。节目火爆的同时，以李诞和池子在行业内形成的两座大山，实际上又是一个新的中心。

所有的中心，都会对边缘形成强大的压迫。无论是名人明星自带的强话题性，还是李诞池子形成的影响力，都不利于本不富裕的脱口秀行业的发展，局外人丝毫看不到入场的希望。

仅仅依赖名人明星和李诞池子，就能一直把《吐槽大会》节目做到顶流，从过往几季的效果来看并非空谈。但是，摆在李诞和笑果文化面前的一大难题是，做节目还是做行业。

节目越来越好看，行业却依旧贫瘠，人才匮乏，最终不免会走向绝路。另外，没有新人入场，就会导致那经过检验的新型叙事陷入僵局，停滞不前。

《脱口秀大会》正是在这种焦虑下诞生的，中心能压迫边缘，也能带动边缘。李诞先是在《吐槽大会》上用脑袋决定屁股，自卸光环，坐在了《脱口秀大会》台下领笑员的位置上，接着，又用屁股反过来决定脑袋，时刻考虑着行业大局观。

大局观，是在第三季才被提起和重视的。此前，节目已经默默地走了两季。观众对于第一季的认知，仅仅是知道庞博获得了冠军，第二季因为王建国再次获得第二，和卡姆以张牙舞爪地激情表演获得冠军，而稍稍在圈外震颤了一下。

到了这一季，李诞继续在台下坐镇指挥，池子出走，卡姆入狱，舞台中心虚位以待。于是，在新人杨蒙恩、李雪琴、何广智，半新不新的王冕、杨笠等人的加入后，李诞以及笑果文化的老将们用几年时间开拓的新型叙事，正式拉开了表演的序幕。

然而，笑过之后，应该思考是，这种被规范在分寸之间的叙事，是否已是语言的最大边界？李诞还会将脱口秀行业带向何处？

回避现实，困于虚无

上个世纪五十年代，美国大众文化理论家认为，流行文化是完全一致的，它体现了销售给一群无差别观众的单一系列的思想和价值，反应了经济精英的价值观念并提供了一种社会控制形式。

在当前消费主义和大众娱乐盛行的时代，即便是销售思想和价值也无可厚非。问题是，在一帮行业精英的表演和叙事中，观众接受的是怎样的思想和价值？这世上没有“只是个故事”这回事，一个故事总是充满意义的，否则就仅仅是一些事件（段子）的序列。

三年前，许知远在《十三邀》中与马东对谈，直指《奇葩说》的辩题陈旧老套，但凡了解一点过去，就知道选手们并没有辩论出新内容。

许知远在《十三邀》中与马东对谈，2018年

而对国内观众来说，《脱口秀大会3》除了在形式上有所创新外，从几期节目的主题《不就是钱嘛》、《保持联系，保持距离》、《我们，结婚吗》可以看出，以金钱、人际关系、婚姻作为比赛议题，同样是新瓶装老酒，显得乏善可陈。

具体到演员身上，来自于“分寸”的束缚尤为明显：程璐、庞博、王建国三位老将，在新人锐不可当的气势下完全乱了阵脚，几乎集体陷入叙事枯竭的状态。以独立女性傍身的思文退赛后，杨笠挑起了独立女性的大旗，继续深化两性议题，有冒犯，但无批判。

李雪琴的内容围绕东北、老板、爸妈、恋爱等话题展开，不乏好笑的段子，但相当中规中矩。呼兰沉迷于叙事逻辑中，草蛇灰线，伏脉千里，只为取悦观众，获得票数，内容同样缺少内核。

唯一具备成熟叙事能力和强烈批判精神的演员是杨蒙恩，吐槽甲方是他贯穿整季节目的主题，尽管有所收敛，细细品味，那言辞当中蕴含的深意已经超越了冒犯的范畴。

没人能定义脱口秀的核心精神是冒犯还是批判，就“让丑和恶成为公共笑柄”来说，《脱口秀大会》也并没有遵循这种范式。

在第一期节目中，张博洋批判键盘侠对崇洋媚外的界定标准，试图开拓语言的边界，第二期就“一羊迁徙”了，抛开他个人创作能力的问题，深层原因也必然存在。思文退赛，是对离婚这一严肃话题的回避。池子出走，到底是对资本的不满，还是对行业现有规则和秩序的不满，值得玩味。

最终，王冕以音乐脱口秀的形式获得冠军，也能说明，《脱口秀大会》仅仅是一档以玩梗为己任的大众娱乐节目，无法承载真正严肃的内容，更无法容忍批判与反抗精神的存在。于是，只能让形式成为最后的赢家。

过度把控分寸，掩盖现实问题，粉饰太平，并非是一条绝对安全的出路，反而会让行业陷于逼仄的领地。也许笑果文化有理想，李诞有抱负，多数脱口秀演员都有目标，差的是一张清晰的、未经涂抹的行业发展蓝图。

在已有的蓝图上，有太多的条条框框和注意事项，让站在脱口秀行业大门内的演员人心不稳，大门外的人踌躇不前。

从字面上理解，“笑果文化”四个字的含义无非有二，笑是生活的结果，或笑是生活的成果。无论是成果还是结果，对李诞来说大概都无意义，全部的意义仅仅是那笑的状态。

如今再提“人间不值得”显然已经不合时宜，但它折射出的虚无主义思想仍在发挥作用。李诞，正让中国脱口秀困于虚无。（本文首发钛媒体App，作者丨八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