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字母榜，作者 | 马钺

改革之难，难于上青天。这一点姚明最近想必深有体会。波兰鼙鼓动地来，惊破了中国篮球伟大复兴的美梦。在家门口儿丢脸还是小事，经此一败，篮球改革的成本和风险势必增加，这才是最可虑之处。

在任何时代、任何机构，改革比创业更难，因为创业是白手起家，是从0到1，没有包袱；改革却往往意味着，在拔足奔跑之前，你得先从坑里爬出来，是从负100到1。

自古以来的改革，无非有两种推进方式来化解阻力，一种推动力是失败，另一种是胜利。前一种消极，这里的消极和“消极自由”类似，就是不做干预，或者无力干预，任由改革对象跌到谷底，各方无利可图，自然会达成底线共识；后一种积极，改革者不剥夺利益相关方，而是用胜利将大家团结在一起，只要能不断胜利，更衣室就不会崩溃，改革之路就能顺利前行。

以失败为动力来推动改革的代表，就在中国男篮隔壁：中国足球。如果不是烂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中国足球也不会在各项运动的市场化改革中走在前头，甚至归化了外国球员——以中国的政治环境和文化，这实在是一项大胆和超前之举：中国不是移民国家，很多球迷对外援缺乏文化认同感，因此反对他们代表国家出战。不过在艾克森（原名埃尔克森）灌进马尔代夫两球之后，球迷就一片“真香”了。

篮球可能是因为输得还不够惨——毕竟世界杯重要性不如奥运会——所以论坛里反对归化的声音暂时还是主流。

靠失败来推动改革，这种方式的弊端显而易见，主要是成本太高。整个体系崩盘，然后重建，中国历史上的治乱循环就是如此，所谓盛世，必定发生在大规模战乱之后，付出的代价是人口至少减少一半。

失败之路一旦开始，非到崩盘很难停下。因为失败也有惯性，失败次数越多，惯性越大，一旦这种惯性形成文化，就会变成泥潭，任何创新都难以开展。中国有些大公司就是如此，辉煌过后，不断失败，无法用胜利来激励自己和市场，虽然财报看上去还不错，但显然已经失去了未来。

用胜利来推进改革的优胜之处就在于此。胜利不但是用来买路的“改革货币”，更是一条共同价值观的凝结途径。正如阿里巴巴新任董事长张勇在2017年双十一时所言，“最好的团建方式，就是从胜利走向下一个胜利。”在不断追求胜利的过程中，人心得到凝聚，利益得到照顾，当胜利成为习惯，团结协作、创新求变的价值观自然而然会融入文化血液之中。

张勇在阿里的改革之路，是用胜利来推动改革模式的一个有力的注脚。

我在2017年的一篇文章中写道：“张勇2007年刚进阿里时担任CFO，后来兼管淘宝商城，创建天猫，打造了双十一购物节，一手做起了阿里的B2C业务，继而担任集团COO，成功带领淘宝实现了从PC端到移动端的转型，2015年5月10日，张勇接替陆兆禧，正式成为阿里CEO——这样的经历就像只用一条命打一款名为‘阿里巴巴’的游戏那样，容错率极其之低，但张勇硬是用这仅有的一条命，把阿里巴巴这款游戏打通关了。”

通关之路，步步惊心。仅仅将阿里从PC端迁徙到移动端这一关，按阿里人自己的形容，便仿佛“在高速公路上将汽车引擎换成波音747飞机引擎”，难度之大，可想而知。

匪夷所思的是，张勇的胜利之路似乎看不到尽头。尽管他在接受字母榜创始人马钺专访时曾说，自己也犯过不少错误，但站在旁观者的角度，那些错误没有一个是决定性的。对于张勇来说，胜利已经成为一种习惯，对于阿里来说，胜利则是一种组织方式。

阿里刚刚开完二十周年庆典。和创业之初就跟随马云的“十八罗汉”相比，张勇作为一个阿里人的历史“只有”十二年，资历不算最深厚的。有过跳槽经历的人都知道，如何跟老员工打成一片，是个很值得研究的课题。一位从跨国公司跳槽到阿里的高管曾经告诉我，加盟之初，最难适应的就是团队里的老员工“告状”，他们可能职位不如他，但可以“通天”，和更高层领导的沟通渠道很畅通。

要消除玻璃墙，胜利的次序很重要。改革的通常逻辑是先取得授权再改革，比如王安石从宋神宗手中接过相位，再实施青苗法免疫法等改革措施，这种改革，可以看作是“无本买卖”。而张勇是先从业务入手，取得增量胜利，也就是改革货币之后，再向另一个目标挺进。改革货币积累得越多，容错率也就越高。

改革与其说是力劈华山，倒更像是砸核桃，改革者必须不断让各个层面的参与者尝到甜头，从而获得广泛的支持。胜利就是那些桃仁，但要砸开那些坚硬的外壳，又谈何容易。张勇的睡眠时间，可能是阿里员工里最少的，在阿里内网中，员工给张勇贴的最多的一个标签，是“比我聪明还比我勤奋”。但今时今日再来看张勇，绝对不是简单的聪明、勤奋能概括。他的战略眼光，对阿里的业务的布局，以及在组织和文化方面的思考，已经深刻影响了这家公司。让这家公司变得更丰富和更包容。

由此，也可见马云的牛逼——能够让一个表现形式上跟自己处处南辕北辙的人接班，没有宽广的度量，没有对未来愿景的充分信心，没有讲求实际的现实精神，没有富有预见性的制度建设，这一点很难做到。

必须指出，无论表现出来多大的差异，张勇和马云的底层是相通的。而且，在此基础上，张勇的不断胜利，和马云的逐步放权，乃是相互成就。

马云在告别演讲上说，为了（卸任董事长）那一天，他认真准备了十年，“十年前我提出十年以后我将离开董事长这一职位，内部的同事都认为这是开玩笑。”

没有马云的放权，张勇的施展空间难免逼仄，也正是张勇的挥洒自如，让马云得以从容授权。要知道，获得权力不容易，施予权力，在一个经济体级别的组织里，同样不轻松。

如果说和这个时代的其他改革者相比，张勇有什么地方比较幸运的话，那就是阿里的组织人事不僵化，而价值观驱动力又格外强大，足以克制部门壁垒、个人利益、目光短浅等“病毒”，使组织不至于蜕变为代表官僚意志的利维坦。

组织利维坦化是大企业共同面临的问题，有些中国企业采取比较激烈的措施，把某层组织整体打碎，阿里价值观中的“拥抱变化”也是一种打碎，但不是一次性、大规模的，而是一种持续不断、常态化的“微打碎”，类似于细胞的死去和重生，通过人员岗位的变化，促进组织更新，从而保证了活力。

对于姚明来说，这个问题可能是最棘手的，中国篮协的组织利维坦化程度显然比企业严重得多，就连姚明，也被一些媒体目为“体育技术官僚”。

好在改革的车轮开始转动，中国篮球已经实现了形式上的管办分离，接下来如何推进改革，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姚明不妨向张勇这个上海老乡取取经。

在失败模式下，所有人都是制度失灵的炮灰，姚明没有选择，只能用胜利来推进改革，逢山开路，遇水搭桥。

马云的这段话，也许会对他有些激励：“任何团队的核心骨干，都必须学会在没有鼓励，没有认可，没有帮助，只有压力的情况下，一起和团队获得胜利。成功，只有一个定义，就是对结果负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