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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丨Alter

以色列的创业者，正努力刷新在中国市场的存在感。

先是7月份在北京的一场投融资交流会上，具有视听能力的智能眼镜、革命性的糖尿病治疗方法等以色列的初创项目相继登场；

随后在360组局的互联网安全大会，特意召开了一场以色列网络安全专场，周鸿祎当场表态要替以色列安全同行做背书；

同一时间段的SEED AWARD亚太赛区复选中，来自以色列的3D打印心脏、可生成胰岛素的微型器官等项目成为整场的焦点……

这番景象多少让人想起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017年访华时的愿景：“中国的能力、远见与以色列的技术、创新可以很好地结合在一起。中国有制造与市场能力，以色列有先进的技术，中以合作是天作之合。”

以至于有人给出了这样的预判：全球正在发生的新一轮产业革命中，亚洲已经逐渐从跟随者成为领跑者，而中国和以色列就是代表着亚洲创新的双子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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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以20年的时间为尺度，着实应该为中国的创业者唱一曲赞歌，特别是互联网行业的高歌猛进，已然走到了全球创新的最前沿，几乎每个细分领域都可以看到中国玩家的身影，与号称“第二硅谷”的以色列并称，似乎也不过分。

但过去20年里的“创新”也留下了诸多被诟病的地方，典型的特征就是——模式创新始终是中国互联网的主导力量，搜索、电商、社交、游戏等莫不是如此。中国的互联网人口从零开始增长到了8亿的规模，巨大的流量红利对追逐规模的模式创新有着前所未有的利好，学会收割流量，然后利用流量变现，可以说是所有巨头、独角兽的必修课。

可当流量红利渐渐枯竭，模式创新存在的土壤越来越稀薄，技术创新也就成了为数不多的选择。彼时人们才意识到，不应该将创业者的种种乱象囫囵归咎于模式创新，本质上还是中国人“势胜”思维的根深蒂固。

《孙子兵法》中有很大的篇幅叙述造势、重势、识势、任势的思想；诸葛亮在《将苑》中提出了“兵势有三”的说法，也就是后来的天时地利人和；哪怕是弃戎从商的范蠡，也留下了“治产积居，与时逐，而不责与人”的经验……

翻译成现代文的话，雷军的“飞猪理论”和顺势而为的思想，以及迅雷创始人程浩有关“创业的赛道要建立在大势和红利之上”的观点，可谓与先贤们如出一辙。

好比说近两年被资本青睐的创新项目，多半集中在智能出行、人工智能、智能硬件等领域，无不迎合了互联网之后的智能化大势。也印证了这样一个事实，无论是出于何种目的进行创新创业，“选对赛道、找准大势”都是前提，乃至BAT先后瞄准了智慧城市，绿城、实地等头部或腰部的地产商开始深耕智慧地产，收紧口袋的资本仍然愿意为人工智能、机器人等黄金赛道豪掷千金……

从人口红利到技术红利，无非是创新形式和方向的调整，中国创新的大格局并没有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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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中国庞大的制造业优势，没有广阔的终端应用市场，先天环境的巨大差异，决定了以色列的创新要走另一种路径。

应该说，在所有“国家营销”的案例中，《创业的国度》是一个值得被钻研的典范。为何中东的一个弹丸小国成了创新大国，为何明明深处四战之地却诞生了如此多的新兴企业？丹·塞诺和索尔·辛格尝试在书中给出了答案，也让以色列成了创业者在硅谷之外的又一朝圣地，甚至帮以色列重塑了国家形象。

和中国不同的是，以色列并没有太多脍炙人口的商业巨擘，让人印象深刻的也只有那些令人结舌的创业团队，但以色列在光学、大数据、人工智能、纳米、3D打印、半导体、云计算、自动驾驶、新能源、金融科技、医疗和农业等领域的优势又是不争的事实。比如苹果的FaceID人脸识别技术，就得益于对以色列两家初创公司的收购。

如同很多人提及以色列时喜欢罗列的内容：不到800万的人口里有3.8万名科学家；高科技部门贡献了10%的就业；每平方公里土地上有几十家创业公司；以色列理工学院每年约有1/4的毕业生都选择创业……土地贫瘠、战火环伺的先决条件给了以色列人忧患意识，于是在创业时倾向立足于产业链最底层，做最高附加值的事情。

恰恰如此，To B的、底层颠覆式的技术创新成了以色列的一大特色。就像SEED AWARD亚太复选中所呈现的，3D打印心脏、人造胰腺等项目足以让在场的观众为之兴奋，按照中国创业者的标准又有一些不足：只是围绕技术本身进行布局，在一个方向上做到了极致，却没有在产业链上下游进行谋划。

即使以色列已经成为美国和中国之外在纳斯达克上市公司最多的国家，大多数创业者的宿命仍是通过被并购的方式退出，不乏一些全球知名的案例：无人驾驶技术公司Mobileye最终以153亿美元卖身英特尔、众包地图应用公司 Waze 在2013年被谷歌11.5亿美元收购，如此种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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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内塔尼亚胡的愿景如出一辙，以色列风投公司 Emerge 的合伙人Avi Hasson也曾有过这样的看法：“以色列创业者非常了解怎么从0做到1，而中国从1到100做得非常好，两者的互补效应很强。”

在 Emerge 强大的LP阵容中，可以看到徐小平、张颖、吴泳铭、傅盛、何小鹏、周航、杨浩涌、吴宵光等国内知名投资人或创业者的身影，AviHasson的观点在很大程度上透露了中国资本对于以色列的态度。

借鉴耀途资本合伙人白宗义的说法，2011年的时候就有中国资本关注以色列创业者，到了2015年前后开始迎来热潮，平均每年有400-500个中国考察团飞往以色列，但在2016年之后热情却骤然消减。

坊间流传最多的说法是，2016年国内外汇管理开始收紧ODI投资，导致一些在以色列签了TS和 SPA 的中国公司没法履约，以至于让很多以色列创业者对中国资本的态度变得谨慎起来，尽管内塔尼亚胡在2017年访华时做出了上述表态。

到了2019年上半年，以色列创业者在中国的路演项目层出不穷，但在以色列数量不小的融资行为中，已经很难找到中国投资者的身影。按照第三方机构披露的数据，2019年上半年中国对以色列投资一共发生了15笔，其中公开投资额的投资13笔，总投资额约为3.65亿美元，而去年同期约为5.7亿美元。

那些故事里以色列创业者，于中国而言就像是抓不住的影子。

或许还有更深层次的原因。以色列的创业者多是技术驱动型，缺少对商业模式的深度探索，某种程度上并不符合中国资本对投资回报周期的要求。在国内就是如此，资本可以在三年时间里打造出估值100亿美金的滴滴，却很少有VC愿意投资芯片，因为指数级的增长在技术创新项目上几乎是不可能的。

简而言之，“势胜”不单单在影响中国的创新环境，也在左右资本的选择，成了一道尚未架设桥梁的鸿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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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许有些遗憾，同属于一个大洲的中国和以色列，“双子星”不过是名义上的说法：以色列是个典型的技术输出国，对象却是欧洲和北美；中国有着全世界最大的应用场景，却不善于挖掘以色列这样的金矿。

是否存在破局的可能？还要从中国的“创新精神”说起。

每每谈及“创新”的时候，我们考虑的重点往往是“创新可以带来什么”，有着强烈的目的性，有着高度的紧迫感，有人将其归结为一种“追赶”的心态，一种“倒逼出来的创新”。直白地说，中国的创新大多离不开外力的驱动，被一股不可抗拒的力量裹挟着。

而在竞争激烈、大势所迫等外界因素的刺激下，逐渐出现了三种画像的创业者：

其一，红利驱动。经济发展或转型的过程中，伴随着这样或那样的红利，或是人口红利，或是技术红利，20年前开始的房地产和互联网，20年后兴起的新能源和智能化，无不有着这样的痕迹，也给了不少创业者十足的行动理由；

其二，焦虑驱动。增长焦虑、转型焦虑以及一些讲不明白的焦虑，无论是个人还是企业，时刻都生存在无处不在的焦虑中，拥抱创新可能是唯一的“安慰剂”。也就很少有人愿意为单一的技术和产品死磕，倾向于产业链和生态；

其三，创意驱动。先找到一个痛点，尝试寻找可行的解决方案，然后利用资本的力量在市场上推广落地。原本是最具普适性的创新逻辑，现实中却成了“稀有物种”，犹如共享单车的战争，资本和社会都不会在意谁想到了这个创意，我们只在乎结果。

归根结底，无法走出创新的“围城”，终究会把所有的创业者、所有的创新力量压缩进同一个模子里，哪管有着怎样的出发点，得到的都是相似的结果。不改变对创新的根本认知，哪怕去以色列、硅谷等进行太多的朝圣，也只是徒劳。

有如我在此前的一篇文章中所提到的，相较于创业者，我们更需要关注那些愿意花五到十年时间去解决一个痛点的创想者。倘若连国内优秀的创想者都懒得去挖掘，哪怕有资本愿意在以色列进行冒险，也很难将那些项目在中国本土化。

写在最后

本文的目的并非是否定中国创业者以势取胜的方式，也绝非为了标榜以色列的创新精神，而是希望不要过多的将创新进行标签化。

创新的目的不是为了KPI，不是为了稳增长，更不应该是一夜暴富的工具。诸如微波炉、不粘锅、心脏起搏器、空调等改变了人们生活方式的产物，无不源自于内在驱动的好奇心，人类天性里的求知欲，对不确定性的乐观心态，这才是创新者应该有的品质。

相比于以色列，中国的创业创新还夹杂着浮躁的心态，对创新抱有太多的功利性，想要彻底改变这些现状，我们还有很多的课要补。

【钛媒体作者介绍：Alter（公众号ID：spnews）】